“伊斯兰国”：21世纪“迷途羔羊”的藏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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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人

首先是叙利亚和伊拉克“伊斯兰国”控制地区的一些居民。“伊斯兰国”对他们来说首先不是一个恐怖组织，而是一个负责整顿秩序的政权。类似情况阿富汗塔利班势力强大时也出现过，或者再远一点与纳粹在德国掌权前夕的情况相类似。

第二种人

“伊斯兰国”的另一部分追随者是专门从其他穆斯林国家，首先是阿拉伯国家，来到叙利亚的年轻人。“伊斯兰国”在贫困社区和地区享有一定知名度。例如仅突尼斯一地就为其提供了约3500名“战士”（有可能更多）。关于年轻人加入“伊斯兰国”的故事被口口相传。所有传说中都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驱使人们前往叙利亚的不是杀人的冲动和宗教狂热，而是其祖国没有自由与未来。这些故事让人对在财富成为衡量成功与否主要标准的社会中可能实现幸福感到绝望，而社会本身又几乎达到赤贫。但在“伊斯兰国”物质上的丰腴不是最主要的，这就意味着那里可以找到未来与幸福。

第三种人

“伊斯兰国”的第三部分追随者是西方国家中的伊斯兰移民青年。伊斯兰教在移民西方的穆斯林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与其在祖国时的作用，已经成为移民社会自我认同与团结的基础，促使其形成超越国家的“假群体”。移民在欧洲右翼极端主义不断成长、他们所熟悉的传统社会价值观与欧洲自由主义价值观显而易见的冲突背景下所经受的挫败，促使其在宗教意识形态中寻找答案和生活方向。

第四种人

最后是第四部分人。他们是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他们希望在参加“伊斯兰国”活动过程中找到在他们周遭的世界中无法找到的东西，也就是穆斯林移民所寻找的某种严格的价值体系。正是其非人道性质、放弃对个体价值的追求可以使其逃避后现代社会中无法避免的相对主义。

“等待品”

除了这四种人外，还有至少两种人。一种是总是在世界上的一个个热点地区出生入死职业圣战者；另一种是痴迷于暴力思想的各种存在心里问题的人。

前四种人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对前两种人来说，“伊斯兰国”是中东破产制度的替代品。其出现绝不仅仅是阿拉伯之春、 赛克斯-皮科协定被毁坏和该地区政权危机的后果，而是试图建立以放弃民族政权和建立在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经验之上的殖民遗产为基础的新政权。

如何与“伊斯兰国”斗争

因此，与“伊斯兰国”进行斗争的这一方向要求必须加强中东的国家观念。全世界应当让出自贫困街区的穆斯林看到，该地区诞生于20世纪的政府是充满活力和高效的。

国际社会基本上同意这一观点。问题在于无论是苏联/俄罗斯（如今还有中国）支持当地合法政权的态度，还是美欧更注重推动可导致社会分化的公民社会发展的做法都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因此都急待做出调整和改变。

还有另外两部分人（穆斯林移民和皈依伊斯兰教的欧洲人）。对于这些从欧洲跑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人来说，重要的恰恰是“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魅力。为此，与“伊斯兰国”进行斗争要求西方社会形成新的文明发展逻辑，取代形成于近代且正在经理危机的发展模式。

但无论加强本地区政权，还是寻找新的发展逻辑，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要求实现某些突破，即中东和西方均要过渡到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在找到解决“伊斯兰国”问题的办法之前，国际社会只能放弃现象的实质，与其具体表象进行斗争，即难民问题、暴行和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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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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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瓦西里·库兹涅佐夫（Vasiliy Kuznetsov）,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阿拉伯语伊斯兰研究中心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