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个被忽略的国际关系准则:国家间的交流不一定非要有达成某项一致的目标。冷战时期两国间的沟通足够密集,但并不总是以达成协议或解决特定问题为目标。比之重要得多的任务是理解对方行动的逻辑,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理解对方的意图。
可惜,这一交流机制和沟通技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开始消失,因为其看起来似乎已无关紧要。战争的危险不再被视为真实存在,谈判则一定要导致具体结果。然而,2014-2015年的政治变化证明,寄希望于最终不可逆转地结束对抗完全是异想天开。冷战时期的思维和习惯又回来了,而其遏制工具却已不复存在。
自从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以来,美国对俄关系的思路基本上是接触最小化,直至克里姆林宫改变自己的行为。但这一政策并未带来效果。华盛顿对俄罗斯改变其对乌克兰政策的期待没有实现。另一方面,莫斯科显然也很难指望乌克兰在不考虑美国意志且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实现像样的稳定。最后,总的紧张情绪开始滋长,其表现形式是有俄罗斯和北约军舰或飞机参与的各种形式的不愉快事件。
当然,目前还谈不上全面“冷战”。但“总体挑战”已不可避免。例如,俄美两国对中东局势起源的理解不同,但在“伊斯兰国”对俄罗斯和美国威胁的问题上两国并无争议。
奥巴马的总统任期已进入最后阶段。此时,作为一国领导人,其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治遗产。奥巴马赶上了世界秩序加速瓦解的困难时期,因此取得外交成功具有客观困难,而且他未能免于犯下严重错误。但不管怎样,现在更重要的是关注能留下历史印记的事情。对奥巴马来说,这首先是伊朗,可能还有古巴。结束久拖不决的伊核问题需要在各个方向上细致耐心的工作。协议非常脆弱,因此必须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所有各方的最大协作。
当然,奥巴马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也不希望中东持续当前的混乱局势,这时也需要俄罗斯的参与或者至少保持中立。乌克兰则相反,从奥巴马政治遗产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好事。奥巴马自认为那里难以达成快速妥协。因此,从各方面看,新时期(到2017年初)的俄美关系将大致如此。在负责政治和军事安全的人士层面上建立工作性沟通将发生偶然冲突的风险降至最低;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和可能的活动步骤,双方不会有统一立场,但也不会公开发生冲突;在伊朗问题上甚至可能积极合作,但在叙利亚问题上不会迈出较大步伐;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对立,但很可能都会努力避免局势升级。
这种权宜之计并不意味着措辞的软化,相反紧张程度事实上的缓和,可能不得不通过更激烈的言辞来弥补。总之,这一局面可能会持续到奥巴马的总统任期结束。未来如何,将取决于诸多因素,但双方对华关系的走势将非同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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