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名导安德烈·萨金塞夫眼中的道德与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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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俄罗斯》：您的影片《利维坦》取材于美国人马文·黑迈尔（Marvin Heemeyer）对抗国家机器的故事。您为什么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并将其嫁接在现代俄罗斯的土壤上？

萨金塞夫：当地水泥厂决定收购马文·约翰·黑迈尔的手工作坊。马文坚决不同意，于是工厂干脆用围墙将作坊围了起来。绝望之下，马文开着推土机推倒了工厂厂房，然后自杀。2008年，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深感震惊，这样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美国。在敢于反抗当局不公对待中，在面对无视法纪的现实时，主人公感到自己成为国家英雄——这怎么能够发生在被视为法治国家的美国，在那里每个公民都可以在法庭上寻求公正的判决，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说，并不是一切都很完美？这使我意识到，每个国家的体制大致相同，都存在这样或那样无视法纪的情况。这只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平常念头，但却深深震撼着我。

不久前，我看到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在著作《上帝之城》提给自己的那个有名的问题：国家与强盗有何区别？两者都是人类团体。两者都受到某位领袖领导。两种体制下都建立起协调相互关系的体系。这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在于有无法律存在。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法律不再起作用，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变成强盗集团。如果一个人总是能够寄希望得到法庭保护，如果法律的确可以无视某人的职位和官衔，如果法律面前能够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那么这就是国家的理想形式。这一想法使我坚信，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论著《利维坦》中所描述的理想化国家形式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在理论上可以创造理想的模式，但是一旦包含各种缺陷和不足在内的人为因素开始起作用时，任何理想都会被彻底颠覆。这已经不再是社会契约，而成为与魔鬼达成的契约。

《透视俄罗斯》：您如何看待目前正在俄罗斯流行的有关西方精神空虚和俄罗斯道德的讨论？

萨金塞夫：要是法律体制在我们国家能够得到准确无误的实施，那么谈论道德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道德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以它为基础可以随意想象任何内容或进行证明。我们再次回到法制国家的概念上来。当一个人的权利受到保护——他会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心态，并且自己感觉良好。如果他被迫不断走上街头捍卫自己的利益，清楚警察不会保护自己，那么健康的心理就无从谈起。

《透视俄罗斯》：俄罗斯“奥斯卡委员会”似乎改变了战略，选择了《利维坦》。他们通常会推选规模宏大的史诗巨著，但这次却选了一部小制作的社会剧。您对此有何解释？

萨金塞夫：当然，我是当事人，但如果抽象来说——这成为某种突破。永恒的、无所不能的俄罗斯裙带关系突然失灵了。原因有二：《利维坦》制片人亚历山大·罗德尼扬斯基（Aleksandr Rodnyansiky）认真负责的态度。他竭力使尽可能多的委员会成员观看这部电影。第二，“奥斯卡委员会”成员显著增加。许多更加客观和独立且不听命于上级指示的代表加入委员会。委员会中有了更多能够表达独立意见的自由人士。

《透视俄罗斯》：您拍摄电影不注重商业成功，不迎合大众。然而，您的电影尽管复杂、深奥，拥有艺术影片的所有特点，却征服了广大观众。您的电影在哪里更受欢迎，俄罗斯还是国外？

萨金塞夫：在美国有4万家影院，其中大约400家影院专门播放深奥的艺术电影。在纽约“电影论坛”影院（Film Forum）曾同时放映雷诺阿（Jean Renoir）的《大幻影》和我的《叶莲娜》（2011），我对此感到自豪。我们国家没有放映严肃影片的专业化影院体系。实际上，也没有发达的、立足长远发展的影片租赁行业。因此，我们不能责怪观众们失去对艺术电影的兴趣。《叶莲娜》在电视台播放的时候，引起很多观众的兴趣，收视率非常高。只是我们的成年观众几乎不再去电影院，影院的观众越来越年轻化，青少年更喜欢刺激的电影。不过我真的认为，各年龄段的观众都在期待《利维坦》，而且会去影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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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瓦列里·基钦（Valery Kich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