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改变了伊俄关系性质,最重要的是两个相邻大国同时成为西方广泛制裁的目标。为表明伊朗现政府对深化与俄罗斯关系的意愿,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总统2022年1月访问莫斯科,并称访问为“双边关系的转折点”。伊方通过专注地区内大国和东方大国推行摆脱外部制裁战略。今春,为探寻恢复《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办法,新一轮谈判在维也纳重启。由于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俄罗斯和欧盟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此外,俄罗斯作为对伊朗核计划负有直接技术和操作责任的世界大国之一,其合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显然,当前的危机将对维也纳谈判的未来产生直接影响。
今年初伊朗国内出现一种乐观观点,认为会在维也纳达成协议,并且伊朗向东转可以减轻西方制裁压力的影响。然而,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的行动揭示了一些必须要考虑的战略问题:
今年3月初维也纳会谈似乎已进入最后阶段,但乌克兰危机后的国际关系动态使拟定的协议功亏一篑,导致其最终达成的前景黯淡。伊方面临的问题在于是否应更加灵活地对待此事并找到解除制裁的方法。
伊方最初反应事实上是反西方并亲克里姆林宫的,然而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在一项精心校准的声明中说:“我们反对在世界任何地方发动战争和破坏……”此举使该国政治精英有可能会对俄罗斯的行为进行批评。伊朗面临的战略问题是德黑兰应继续与俄保持伙伴关系,还是拉开距离与西方大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俄罗斯与欧盟的紧张关系使俄对欧洲出口天然气前景暗淡。同时,从天然气储量的角度看,伊朗是替代俄罗斯对欧盟出口的主要候选国。伊朗石油部长扎瓦德·奥吉(Javad Ouji)2月23日发表声明称,伊有能力对欧洲出口天然气。显然,这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发生的,但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投资创造潜力。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伊朗对欧洲其他产品的出口,如石化产品、钢铁和水泥。然而,实现这一中短期目标,必须解除外部制裁。伊朗面临的战略问题是是否应信任西方国家并在此情况下实施政治和经济投资。
伊朗在国家安全问题面临艰难抉择时,一直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最终政策。显然,成为欧洲的长期能源供应国,伊将不得不与俄罗斯保持一定的战略距离。了解委员会成员会如何采取这种艰难决策,就要对其战略思想的关键因素进行评估。这些因素是:
一. 对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严重不信任。除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形成伊美关系的历史性不信任外,伊朗人还亲眼目睹了美国2018年以来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并将本国置于所谓“最大压力”下。拜登政府继续执行特朗普的失败政策这一事实再次证明,伊朗官员无论如何都不应相信华盛顿,无论伊方表现得多么灵活,美国仍会奉行反伊政策。二. 国家安全要务。对伊朗而言,不安全感使国家安全比经济收益更重要。显然,具备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与俄罗斯建立以安全为导向的联盟相当重要。三. 独立。1979年革命后产生的外交政策方针旨在集中秉持独立于西方和东方列强之外的理念。这显然会与过于依赖东方大国的政策背道而驰。伊朗外长阿卜杜拉欣(Hossein Amir Abdollahian)2022年1月曾说:“我们致力于与东方和西方所有大国及全世界建立平衡关系。”四. 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加大制裁使伊朗经济遭受重创,不仅引起民众不满,还造成犯罪、贫困和其他社会经济现象导致的社会各阶层不安全感增加。因此,委员会要考虑的重点是可通过解除制裁和吸引外国投资改善经济状况的方法。
伊方很清楚,其战略决策的效力将取决于其他相关国家的善意。例如,如果伊朗决定为与欧洲建立新关系铺平道路,欧盟和美国也应做好促进投资及签订对欧盟出口伊朗天然气所需长期协议的准备。因此,只要维也纳谈判结果不确定,委员会的战略也将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很大程度上还将取决于拜登政府的行为。伊方主要担忧的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可能只会短暂恢复,因为如果未来共和党执政可能会再次举起特朗普的旗帜对伊施加新压力。另一方面,一旦维也纳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希望破灭,德黑兰将不得不与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因为两国可以相互帮助减轻外部制裁影响。这种合作不仅包括贸易,还包括制定解决方案规避不断扩大的银行制裁。
专家称,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行动后出现了新的世界秩序。如果确实如此,包括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应明确自己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认为伊外交政策方向已成定局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众所周知,伊方的惯用手法是率先做出反应,而不是率先采取行动。因此,西方大国可以通过为解除制裁铺平道路并向德黑兰(尤其是作为欧盟的能源供应国)提出建立长期可靠的相互协作等方式推动伊朗做出决策。西方不做出此类提议,伊朗依会选择与俄罗斯联合回击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伊朗利益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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