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希望峰会成为为对抗共同挑战和威胁将全球各国领导人团结起来的转折点,那他只能感到失望。不过,G20还是通过了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的最终声明。但声明并未提出任何扩大世界卫生组织权力和潜能抑或实施对抗疫情的新国际合作机制的建议。似乎对共同研发抗病毒疫苗达成了共识。但事实上研发新疫苗的国际竞争越继续下去,就越像上世纪中叶苏美两国的“太空竞赛”。
当然,G20讨论了划拨五万亿美元巨资拯救全球经济的话题。但有一点,这几万亿不是由G20划拨,而是由各国政府和欧盟领导层负责。而且打算拯救的也并非全球经济,主要是本国经济。最有可能的是不仅要靠竞争对手出资,也要靠自己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承担费用。于是,取消为数众多的单方面制裁或者哪怕是临时暂停这些制裁的想法并没有成为峰会上认真讨论的主题就已不足为奇?
应尽可能谈到能源问题却未被提及,但毕竟恰恰是石油价格战以及随后发生的全球石油市场崩溃才是触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导火索。然而,无需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能够明白,没有能源市场的稳定,危机只会加剧。
目前有许多分析人士争相将现在的世界形势与2008-2009年作比较,当时G20以当前模式首次发挥作用。尽管当时这一新的政府间工具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但却展现了其在稳定全球经济中的效率。时隔十二年后的今天则已几乎无法对G20发挥这种效率抱有希望了。尽管G20在机构发展方面已积累了不少经验,尽管对威胁的大小以及甚至对3月26日参加视频会议的各国领导人的个人风险有所认识也是枉然。
到底怎么回事呢?看来,至少有三个因素使2020年的状况与我们十二年前所看到的情况有所不同。
首先,十二年前国际社会比今天更团结。全球政治精英(从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到莫斯科和北京)在国际民生的最基本问题上存在更多一致,即世界政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公平的,什么是不公平的,什么是合法的,什么不是特别合法的。实际上2008年世界主要国家就已存在分歧,积怨颇深而且成倍增加,矛盾也日益激化。但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分歧、积怨和矛盾多半是主观的,或者说具有沟通性。只需要去游说对方,传达自己的立场,相互间表现出合理的灵活性即能达成妥协。如今不再有这样的希望了。十二年前各国领导人间的一点点信任现在也已荡然无存。
其次,过去十二年各国领导人的工作重点已急剧转向国内政治。对特朗普总统来说,显然目前与其竞选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事情都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习近平主席来说,当务之急是迅速克服国内疫情的后果。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在寻找继任者并极力维持德国正在崩溃的政党制度。约翰逊(Boris Johnson)首相在动员全国最大程度地减少英国脱欧带来的暂未显现到底的负面后果。普京可能面临执政以来最严峻的一系列挑战。即使是会议东道主沙特国王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也未必能信心满满地说出其国家在不久的将来会面临什么。总之,现在显然不是国际活动特别方便的时期,尤其是对制定全球范围长期战略决策来说。
再次,2008-2009年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和金融问题。当前的危机并不限于经济,这场峰会混合了许多政治、意识形态和安全方面的问题。可以不无悲观地断言,2020年的危机具有明显的文明特征。G20模式从来都不是用来处理如此复杂、多样、综合性的问题的。代表全人类G20太小、太单一,成为全球层面的有效危机管理者又太大、太杂。
因此,需要寻找其他模式和平台做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决策。G20可以成为新的复杂的全球管理机制的重要环节之一,但无法整体取代这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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