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禁止日本拥有军队。战后宪法通过几年后,这一条款软化,日本被允许拥有自卫队,但无权在日本领土之外开展任何军事行动。安倍晋三要解除的正是这一限制,理由是地区及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政府要修改的幅度不大,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修改,而在于哪怕偏离基本原则一点点,也将是史无前例的根本性变化。
日本国内的争议是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命运息息相关进程的一部分。该秩序也是七十年前随着联合国的成立而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对二战结果明确的道德和政治阐述。在欧洲,这一阐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受到质疑,东欧的“两种占领”(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概念所起作用越来越大。这一进程在老欧洲愈发深化,并且不可能不对全球秩序产生影响。
自去年起,俄罗斯及其对手尤为激烈地相互指责破坏战后国际秩序,但双方所指不同。莫斯科认为,西方藐视奠定了雅尔塔体系的势力均衡及相互考虑利益范围的规则。雅尔塔和平在欧洲和美国几乎成为一个被唾弃的概念,他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是俄罗斯1945年以后首开以武力扩张领土先例的。
亚洲的情况同样很有意思。那里也组织过纽伦堡模式的国际军事法庭,但从未像欧洲那样达成道德和政治上的共识。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多名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不愿承担上世纪四十年代东亚战争的全部责任,引起亚洲邻国的强烈不满。
亚洲的分歧声音在上世纪意识形态对抗的年代被掩盖了,因为那里当时毕竟不是主要的对峙前沿。但这种分歧是今天却浮上了水面。此前一直对二战表现得相当淡漠的中国,如今站在了“记忆政治”(这一名词的出现,是由于后共产主义世界中将历史用于当前目的)的前台。接受日本投降的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是中国共产党。但二战结束的9月3日从去年起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被作为国家节日庆祝。
抗日战争的一些历史成分被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014年设立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此外,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叶甫根尼·鲁缅采夫(Evgeny Rumyantsev)指出,北京在对中国在二战中作用进行表述时,有意使其符合自己在当今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的份量。这一表述将把打败日本的主要功劳归于中国,而不是美国和苏联。
北京实际上在俄中伙伴关系不断巩固的情况下建议莫斯科接受其关于亚洲战争的版本(这一版本与我们所习惯的不同),以换取其在不允许欧洲“重新定义二战结果”问题上的回应性支持。但这一建议是不对称的。中国的支持在西方的军事历史行动舞台上给不了俄罗斯太多帮助,因为欧洲根本不在意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但在亚洲“战线”上,将莫斯科拖入根植于历史中的冲突,则孕育着一定的复杂化风险。因为俄罗斯打算更积极地融入这一地区,并与地区各成员保持平衡关系。
尽管欧亚两地过程不同,但趋势一致。从前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整体上认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上世纪的悲剧是已经翻过去的一页。而从前的战胜国则根据各自的战后经历,越来越差异化地对国际秩序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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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