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北京传道团：连结俄中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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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道团的成立 

早在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就积极在中国开展活动，在信仰儒教的中国传播福音教义。东正教直到17世纪末才进入中国，比西方基督教派要晚很多。1685年，清军又一次攻占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编注）岸边的阿尔巴津要塞（雅克萨）后，俄国哥萨克人退出阿尔巴津，其中一部分被清军俘虏并带到北京。与被俘阿尔巴津人一起被带到北京的还有司祭马克西姆（Maksim Leontyev，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离开阿尔巴津时，俘虏们随身带上了教堂礼器和圣尼古拉画像。阿尔巴津人在北京住处附近的一座小寺庙被改成了以这位圣人命名的东正教小教堂。在那里主持礼拜的神父马克西姆成为中国第一位东正教传教士。 

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中的阿尔巴津人在举行祈祷仪式。图片来源：Wikipedia

东正教在中国：俄罗斯东正教会香港传教士访谈

彼得大帝认真对待了在北京出现东正教社团的消息，认为出于俄罗斯帝国利益和发展对中国关系的需要，有必要在北京设立东正教传道团。传道团于1713年由俄罗斯东正教圣务院设立，第一批教士于1715年抵达北京。 

关于首届传道团的活动，留存至今的资料不多。据记载，它在北京获得了特别的荣誉和关注。康熙皇帝赐予其成员很高官职，定下了银粮官饷，分配给其位于东直门附近的阿尔巴津教堂旁边的官宅。皇帝还给一些教士赏赐了妻子。传道团吸引了一些当地居民到俄罗斯教堂礼拜。 

传道团的活动 

北馆。图片来源：Wikipedia

任职俄中边境：俄罗斯唯一一位中国神甫

到1864年前，传道团实际上是俄国在中国的非正式外交代表机构，隶属于俄国圣务院和外交部两个部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清朝派驻过外交代表团。俄国大使馆设立期间，传道团神职人员和成员在谈判和订约过程中担任顾问和翻译，并积极参与谈判进程。第13届（1850-1858年）和第14届（1858-1864年）传道团的活动最为丰富，10年间共签署了四项中俄条约，即《俄中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1861年在北京设立俄国外交代表团后，东正教北京传道团开始专注于传教、教育和科学工作。

传道团的宗教活动旨在保持为数不多的俄族后裔的信仰。传道团存续期间共建起了37座教堂（位于北京、哈尔滨、天津、上海），成立了五个主教辖区（北京、天津、新疆、上海、哈尔滨），创建了一所东正教神学院、20所男子和女子宗教学校，开设了图书馆，创办了出版社，出版俄语、英语和汉语版《中国福恩报》杂志，举办慈善活动。传道团还尽可能地在封闭的中国社会环境中进行教育工作。在其参与下，两国皇室和政府间进行了书籍、地图和艺术品交流。传道团的非宗教成员，即被派遣到传道团工作的学生、医生和艺术家也积极参与文化交流。 

最大的汉学中心 

传教士们的任务之一是学习语言，包括汉语、满语和蒙古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成员还开始学习藏语和梵语。从第11届传道团（1830-1940年代）开始，所有传道团成员都从事了将神学文章从教会斯拉夫语翻译成汉语的工作，他们选择了中国人熟悉的与东正教术语等同的用语、概念和符号。在几十年中，他们出版了大量中文版《圣经》，并翻译了大量宗教著作和一些神职人员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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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大司祭乙阿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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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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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们还将所学用于研究中国古文并将其翻译成俄语。传道团成员积极研究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民族性、宗教、风俗习惯等等。他们的基础性著作奠定了俄罗斯汉学的基础，并将其提高到世界水平。第9届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乙阿钦特（Nikita Bichurin，尼基塔·比丘林）和第13、15届传道团团长修士大司祭巴拉第（Pyotr Kafarov，彼得·卡法罗夫）等人为研究中国及其语言、历史、政治、民族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一位俄国汉学家瓦西里·瓦西里耶夫（Vasily Vasilyev）院士在第12届传道团中度过了10年。 

辉煌历史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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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大使馆院内由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祝圣，安置了一个纪念传道团历史、中国东正教徒及俄国汉学家的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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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升天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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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北京传道团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义和团起义（1898-1901年）期间，传道团的驻地北馆遭到破坏和烧毁，中国其他地区的东正教堂也遭到破坏，仅北京就有222名信奉东正教的中国人在起义中丧生。尽管传道团仍在活动，但艰难考验接踵而至（断绝同俄国的联系，1917年停止拨款，1919-1920年大量俄国移民到来），直至其1954年被关闭。如今，传道团旧址上是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1997年大使馆院内由莫斯科和全俄罗斯大牧首阿列克西祝圣，安置了一个纪念传道团历史、中国东正教徒及俄国汉学家的十字架，并重建了圣母升天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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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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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塔莉娅·卡列利斯卡娅（Natalya Karelska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