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我反对任何‘隔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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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报》：柏林墙于1989年倒塌。事情发生在11月份，当年夏天您与德国总理科尔在波恩举行会谈后，有人在记者招待会上问您："柏林墙会怎样？"您的回答是："月光之下，无永恒之物......当其产生的条件不复存在时这道墙就可能消失，我认为这不是大问题。"您当时预测情况会怎样发展？

戈尔巴乔夫：当然，1989年的夏天无论我还是赫尔穆特·科尔都没有料到一切会发生得那样快、没料到柏林墙会在11月倒塌，可这两件事都发生了。但我不认为自己是先知。历史往往是这样的：其进程会自我加速并惩罚那些跟不上其脚步的人，而且会更严厉地惩罚试图阻挡历史脚步的人。继续维系"铁幕"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我们未对东德政府施加任何压力。当事情的加速发展超出所有人的预料时，苏联领导人一致，我想特别强调，是一致决定不干涉东德的国内进程，我们的军队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驻地。我到今天仍然相信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俄罗斯报》：总之是什么结束了德国的分裂？您认为，是谁在其和平统一事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德国人民自己。我指的不仅是支持统一的大规模游行，还有战后几十年内东西部的德国人民证明了他们对过往历史吸取了教训，他们是值得信赖的。至于统一在和平氛围中实现、其过程没有导致危险的国际危机，我认为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苏联。我们苏联领导层知道，俄罗斯人和所有苏联人民理解德国人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内的愿望。

除苏联外，德国问题最终解决过程的其他参与者也表现出了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我指的是反法西斯盟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对（两德）统一的速度有过强烈质疑，现在这已不是秘密。战争毕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他们在这一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得到解决后签署了文件，为冷战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俄罗斯报》：决定世界命运的重任落在了您的肩上。在世界大国和其他国家的参与下解决德国问题证明你们那一代政治家的重大责任和崇高"品质"。您向世界表明，遵循您所倡导的"新思维"这一切皆有可能。当代大国领导人有多大能力和平解决当前问题？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的方式最近25年来有了哪些变化？

戈尔巴乔夫：德国统一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冷战结束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国家进行的改革和民主化为其开辟了道路，否则欧洲的分裂和"冷冻"状态还会持续几十年。并且我相信，要走出那样的境地会困难许多。什么是新思维？它是对存在全球性威胁的认识。这在当时首先是核冲突威胁，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克服。因此，我们必须按新方式建立关系、进行对话，设法结束军备竞赛。我们必须承认各国人民的选择自由，同时相互考虑对方利益，建立合作、理清关系，让欧洲的冲突和战争成为不可能的事。

上述原则成为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签署的《新欧洲巴黎宪章》（1990）这一最重要政治文件的基础。之后本应为该宪章制定规则、使其具体化、建立行动机构、预防与合作机制，例如当时曾计划成立欧洲安理会。我不想将那一代政治家与后来的政治家作对比。但事实就是事实：这些工作都没有做。欧洲走上了片面的发展道路。应当指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衰落也助长了这一情况的发展。

如今我们不得不指出，在欧洲（和世界）政治中存在着危机。原因之一是我们的西方伙伴不愿考虑俄罗斯的想法及其合法的安全利益。他们口头上恭维俄罗斯，尤其是叶利钦时代，事实上却对我们不屑一顾。我指的首先是北约扩大、反导系统的部署以及西方在对俄罗斯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南斯拉夫、伊拉克、格鲁吉亚、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他们简直就是在说：这不关你的事。结果造成了双方的矛盾，并在今天最终爆发。

我想奉劝西方领导人认真全面地进行分析，而不是什么都怪罪于俄罗斯。他们应当回忆一下，90年代初我们建设了一个怎样的欧洲，这几年又变成了什么样子。

《俄罗斯报》：现在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北约东扩。您有没有感觉到西方伙伴在制定东欧未来发展计划时欺骗了您？为什么您不坚持用法律形式将对您做出的承诺固定下来，比如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针对北约东扩做出的承诺。我重复一下他的话："北约的司法管辖权和军事存在向东方的延伸不会发生哪怕一英寸。"

戈尔巴乔夫："北约东扩"问题当时根本就未曾讨论，也未曾出现。我这么说是完全负责任的。没有一个东欧国家提出过这一问题，包括1991年华沙条约终止之后。西方领导人也没提出过这一问题。当时讨论的是另一个问题，并且是我们提出来的，即德国统一后北约军事机构不能向东德方向推进，也不能在东德境内部署其新的军事力量。您提到的贝克声明正是以此为背景的。科尔和根舍也做过同样的表述。

为将这一政治义务固定下来我们做了所有可能和必须的工作。这一义务也得到了履行。与德国签署的最终解决条约规定，东部将不会建立新的军事机构、不会增派部队、不会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些规定至今都得到了遵守。因此，不应将戈尔巴乔夫和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描绘成被轻易欺骗的天真的人。如果有过天真，那也是在后来、当北约东扩问题出现之后，而俄罗斯一开始（对此）的态度是"不反对"。美国及其盟友1993年最终做出了北约东扩的决定。我从一开始就称其为巨大的错误。毫无疑问，这违背了我们1990年的声明和陈述的精神。至于德国，其义务被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他们也一直在遵守这些规定。

《俄罗斯报》：对每一个俄罗斯人来说，今天乌克兰和俄乌关系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您有一半俄罗斯血统，一半乌克兰血统。您在《克里姆林宫之后》一书的后记中说，现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都让您感到非常心痛。您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出路在哪里？鉴于最近发生的情况，未来几年俄罗斯与乌克兰、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戈尔巴乔夫：最近一个时期形势多少有了些明朗：必须完全执行9月5日和19日明斯克协议规定的一切。当前局势还非常脆弱，停火不断被破坏。但最近几天给人的感觉是"进程开始了"。各方正在建立非军事接触区、撤出重型武器。欧安组织观察员已到达现场，其中包括俄罗斯观察员。这一切如能得到巩固将是巨大的成就，但也这只是第一步。

需要承认的是，俄乌关系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能让其变成两国人民的相互疏远。这其中的很大责任在两国领导人普京和波罗申科的肩上，他们应当做出表率。必须缓和对立情绪，谁对谁错以后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就具体问题进行对话，恢复遭受最严重破坏地区的正常生活，将地位问题暂时放到一边。在此问题上，乌俄双方及西方都可以单独或联合发挥作用。

要实现国内和解，让每一个人感到自己是权利和利益得到可靠保障的公民。乌克兰人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最重要的甚至还不是宪法和法律保障，而是日常生活的保障。因此我建议除了选举之外，要尽快开始"圆桌会议"的工作。会议要有各地区和阶层的代表参加，并能提出和讨论任何问题。

至于俄罗斯与西欧国家及美国的关系，第一步是要走出相互指责与制裁的怪圈。我认为，俄罗斯已做出这一姿态，没有在西方最近一轮制裁后推出报复措施。现在球在西方一边。我想他们首先应放弃所谓的对个人制裁。如果你对做决定并影响政策的人进行"制裁"，那又如何进行对话？我们必须互相沟通。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但已被忘到了脑后。

我相信，双方一旦恢复对话就能找到共同点。放眼看一下周围就会明白：世界局势紧张、共同威胁林立，还有大量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俄罗斯与欧盟的分裂对双方都有害，在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世界政治的其他"重心"不断壮大的今天正在削弱欧洲。

我们不能束手就擒，不能陷入一场新的冷战。我们的共同安全威胁并未消失。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威胁极大的极端主义运动，如所谓的"伊斯兰国"。环保、贫困、移民、瘟疫等问题也在加剧。面对共同挑战，我们可以再次找到共同语言。这并不轻松，但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俄罗斯报》：乌克兰打算在乌俄边境建一道隔离墙。我们两个历来友好并曾属于同一个国家的民族突然翻了脸，如今隔离我们的不仅有政治，还可能有一道墙。您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戈尔巴乔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简单——我反对任何隔离墙。策划这一"建筑"的人应当好好想想。我认为，我们两个民族不可能绝交。我们在各个方面的联系都太紧密了。我们之间没有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分歧。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分子和媒体。他们如果渲染分离、鼓动争吵、加剧冲突就很麻烦。这方面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因此我呼吁知识分子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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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马克西姆•科尔舒诺夫（Maksim Korshun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