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多数评论员曾确信,世袭接任叙利亚总统的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统治的日子不会长久了。看似永恒的突尼斯的本·阿里(Ben Ali)政权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的倒台成为“阿拉伯之春”开始前几个月的标志,利比亚开始分裂,巴林也忧心忡忡。西方热烈欢迎“中东八九”,这场革命性高潮中对未来充满忧虑的富有的海湾君主制国家,竭尽全力将国内潜在的不满情绪导向对国际影响的争夺。简言之,将本国极端分子引向执政当局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关系都十分复杂的叙利亚。
不过,叙利亚“前线”的事情并未按预期发展。不管什么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尽管受到外部和内部双重压力,叙利亚专制体系的核心并未动摇。“阿拉伯之春”并没有长期对抗的打算。首先是因为革命者阵营本身成分相当复杂,其力量也只够取得初期的巨大突破。由于未能快速取得成功,于是漫长而拖沓的中东游戏开始了。这场游戏中各不同外部参与者都拥有自己的一把“筹码”,但这些“筹码”并不总是按照其主人希望的那样行事,最激进的派系与一切对抗,外部力量的矛盾开始显现。当然,从最初就获得俄罗斯支持(先是外交和政治支持,后来升级为军事支持)的大马士革的顽强发挥了主要作用。
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从传统联系到概念上拒绝干涉内政。但利比亚发生的事情使其变得决不妥协。2011年秋全世界都亲眼目睹莫斯科在联合国安理会让步的结果(放弃否决西方军事干预以及西方国家在暗杀卡扎菲中所起的作用)后,就再没有谈到过与美国和欧洲的任何协议。
叙利亚战争不仅改变了中东。俄罗斯作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地位就是在叙利亚坐稳的,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叙利亚问题也表明美国开始放弃国际干涉主义,无论奥巴马还是特朗普都不愿卷入结局无法预测的对抗。欧盟的影响已完全消失。世界的这一地区存在历史利益的个别国家则茫然地试图给自己找到哪怕些许影响。当然,地区大国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伊朗,尤其是土耳其已成为拥有相当广泛机会的独立参与者,而且不仅在中东。沙特阿拉伯,甚至小小的卡塔尔都开始发挥错综复杂的作用。
这些都成为全球进程的局部反映。美国的统治地位下降,欧洲封闭,曾可以决定事件发展进程,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失去影响力,但正在新局势中恢复的一些国家的影响和自信心在增加。地缘政治平衡的变化自然也影响到经济能力。比如,沙特阿拉伯不相信俄罗斯有改变该地区局势的能力,就不可能达成OPEC+协议。目前在海湾各国访问的俄罗斯外长是极受欢迎的贵客。十年前对俄罗斯的态度则完全不同,即使不是敌对的,也非常冷淡。
叙利亚并非结束语。新冠疫情大流行前,政治调节在那里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现在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世界各国优先权混乱不堪及许多国家以巧言令色掩盖不愿负任何责任的明显企图的情况下,任何冲突的发生地都酝酿着大爆发。然而,将形势与十年前相比,不能不抵消质的进展。当时的危险在于正为叙利亚准备一个众所周知的变革方案,该方案以前从伊拉克开始使多个国家陷入绝境。如果现在还不清楚叙利亚接下来会怎么样的话,那么显然“阿拉伯之春”再次爆发必将使大马士革遭受灭顶之灾。成功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则这是通过付出一系列其他代价才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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