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四方会谈:期待与成果分析

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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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落下帷幕的“诺曼底”模式四国峰会成为即将过去的这一年的主要国际大事之一,时隔三年多后俄、德、法、乌四国领导人再次聚首,以期推动解决顿巴斯冲突问题。然而对此次会谈是否会取得具体成果,无论官员还是专家(至少俄德法三国)所做的预测都相当谨慎,都未对取得重大突破抱多大希望。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局势特有的众所周知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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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nd four
来源:Aleksey Nikolsky /俄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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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两重性”

一方面,近几个月来的确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从而促成了峰会的召开。比如因大受选民欢迎的尽快达成和平的口号上台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本人也让人看到了些许希望。其多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电话交谈表明,即使暂停了一段时间,两位领导人的私人对话也已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发展。同时,双方也做出了和解姿态,交换了俘虏,俄罗斯归还了扣押在刻赤海峡的乌克兰船只,经过长时间拖延后签署了“施泰因迈尔公式”,乌方撤出了前线先头部队。

另一方面,质疑新会谈的理由依然存在。这首先与基辅的谈判立场有关。泽连斯基经常呼吁的以某种方式重新审议或修改明斯克协议的意图遭到俄方完全拒绝;其主张也未能得到西方各国的一致支持。乌克兰领导人未能按已经商定顺序开展所有计划好的步骤,而是打算以随便的顺序重新安排(从重新获得对东部边界的控制开始),以各种方式拖延,甚至近乎破坏(如签署“斯坦因迈尔公式”及撤军)或完全回避(如确定顿巴斯在宪法中的特殊地位)。这些做法自然会使任何会谈都无法保障遵守所达成的协议,这也意味着对话本身意义的丧失。同时,泽连斯基提出的通过美英的加入扩大诺曼底四方会谈的建议也不是建设性的。

疲劳的“调解人”

法德两国近期也未能表现出对尽快解决冲突特别感兴趣。两国政界和专家界对乌克兰话题的“疲劳”显而易见,就像对本国问题一样。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考虑国内的街头抗议;默克尔(Angela Merkel)则更关注政权交接问题;二者还要关心欧盟内部事务。与这些优先事项相比,乌克兰问题虽未完全从议程中消失,客观上也被两国甩到了次要地位。

不管能在多大程度上能立刻进行评价,峰会结果都表明这种两重性并未消失,对期望和评价持谨慎态度仍是合理的。不管乌克兰当局发表什么公报或政治声明,同样的问题仍会一次又一次地无果而终:他们到底想不想兑现自己的承诺?因此,鉴于泽连斯基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考虑指责其“背叛”的乌克兰民众,同时又要重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背景下乌克兰问题在美所获关注的程度,质疑的理由仍然存在。

此外,峰会还未能解决最重要的实质性矛盾,如乌方什么时候能恢复对失去的与俄交界领土的控制尚未可知,于是,巴黎通过的主要决定(2019年底前以“全部人质交换全部人质”的方式交换俘虏、顿巴斯特殊地位法案延期、从三个新战区撤军、2020年春召开下次峰会等等)虽均无法解决冲突,但至少会继续发展会谈前就已开始产生的积极影响。这样的会谈结果可以认为是成功的,尤其是之前一段时间连这样的结果都没有。

峰会的象征意义

还应明白,峰会无疑具有一定象征意义,各方都尽量为自己谋求利益。对俄罗斯来说尤其是个机会,俄方可以清楚地表明自己仍坚持谈判立场,高度评价具体执行明斯克协议而无需采取其他新措施。对泽连斯基来说,四方会谈(也是与普京的首次私人会晤)成为其面对已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们增强自己权威以及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各层面为自己加分的一种方式,为此他会继续打“和解”和“强硬”牌。

法德两国则会将刚刚召开的峰会作为两国团结一致、欧洲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以及有能力在当下最严重的冲突之一中支持推进和平进程的证据。像德国一样,法国参加四方会谈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惯性,但对马克龙来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取得哪怕一点点进展,无论从作为泛欧领导人提高声望的角度还是就对俄关系“新方针”的实例来说,都具有更重要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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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齐哈乔夫(Aleksey Chikhachev),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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