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谈时局：苏联改革与当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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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苏联的改革和公开性？

改革首先是对历史性挑战的回应，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国家就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发展进入困难时期。中央集权式的行政命令体制使人的主动性受到束缚，经济也被套上紧身衣，谁要表现出主动精神，谁就会遭到严厉惩处。

结果，80年代前夕，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就已分别落后世界主要国家百分之七十五和百分之二十五。经济军事化，越来越难以担负军备竞赛的重担。可以说，我们搞改革不是为了面子和荣誉，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人应当过好日子并享有更大的自由。与此同时，我们视改革为这个相互关联与依存的世界上发生的全球进程的一部分。

公开性成为改革最重要的工具。什么是公开性？当然是言论自由。人们可以不怕新闻检查与镇压，公开谈论社会迫切问题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公开性也是政府工作的公开，是对领导人向群众解释自己所做决定的要求。公开性使全社会受到鼓舞，让国家领导人睁开双眼。我们看到，人们希望更快地向前推进。1988年党的会议决定举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差额选举。这是通向民主最重要的一步。

苏联是怎样解体的？

一开始所有人都拥护变革。但后来的情况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坚决果敢的变革方针感到满意。这样的人普通群众中有，领导层中有，所谓精英中也有。一方面，与分离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激进分子，一边在感受到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急躁情绪的同时，要求“彻底摧毁一切”，一边不负责任地向人们许下无法实现的诺言，好像一两年之后国家就能迎来人间天堂；另一方面是流连于过去、害怕真正变化、不相信自由选择、不愿失去原有特权的保守派，正是他们，在输掉公开政治斗争后，于1991年8月发动了叛乱，从而削弱了我作为总统的地位，为激进势力打开了通道，数月后联盟（即苏联——译注）被毁灭。

我为保留国家进行了政治斗争。我要强调是政治斗争。使用武力对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将置国家于内战的边缘。但在平叛过程中发挥了正面作用的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却采取了两面派的立场。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在别洛韦日森林秘密起草并签署协议，宣布解散苏联。我原本已打算同意最大限度地与各共和国分享经济权力，并给予其最广泛的权能，可是俄罗斯议会却鼓掌通过了另一个决议。结果包括统一国防这一最重要财富在内的联盟国家所有经济联系均遭破坏。

苏联改革与当今世界

能否像许多人那样将联盟的解体归咎于改革？当然，一些人是出于无知；另一些人则别有用心。不！苏联的解体以及许多人承担的重负、经历的苦痛，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是改革中断的结果。但这并不能否定最重要的一点，即改革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回到过去已无可能。

变化首先表现在政治自由与人权，以及我们目前看似理所当然享有的权利与自由，如参加选举、选择领导人、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宗教与信仰自由、自由出入境、经商致富。我们终止了军备竞赛、开始了核武器削减进程、与西方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完成了从阿富汗撤军、调解了一系列地区冲突，国家开始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进程。

这些都是现实的成就。可是许多人会问：当今世界为什么如此不安宁？或许这正是我们为世界奉献的改革与新思维的恶果？不，我不同意这一观点。今天的各种危险均源于改革的中断、苏联的解体、对新思维原则的背离以及各国新一代领导人缺乏建立符合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世界的现实要求的安全与合作体系的能力。冷战结束带来的机遇被错失、未能被很好利用。由内部原因导致的苏联解体令西方许多人兴高采烈。冷战结束本来使双方和全世界获益，却被宣布为西方和美国的胜利。结果世界没有变得更加安全。取代“世界秩序”的是“全球性动荡”。冲突不仅涵盖第三世界国家，也包括了欧洲。武装冲突如今已来到我们家门口。

如何打破当前国际政治僵局？

我不想在此详谈乌克兰冲突。究其原因仍是改革的中断以及俄乌白三国领导人不负责任做出的别洛韦日决定。其后的岁年变成了对乌克兰进行的“断裂试验”。西方在将乌克兰拉向“欧洲大西洋集团”的同时，公然忽视俄罗斯的利益。显然，改革和建立在新思维基础上的对外政策经验，无法给出医治当今病痛的药方。世界已发生变化。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新的主角和新的危险。但国际社会所遇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通过使一国或国家集团的地位得到加强的办法解决，更没有军事解决方案。俄罗斯能为克服当前“全球混乱”做出显著贡献。西方应当明白这一点。

许多改革年代提出的任务今天的俄罗斯仍未得到解决，如建立多元化具有竞争力的政治制度、真正的多党制、针对政府机构权力的制衡机制以及如何确保政权的定期轮换。我深信，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政治要想走出困境只能依靠民主。换句话说，就是实现俄罗斯政治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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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