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思想内涵的俄文学作品更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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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文学在俄罗斯长期以来发挥着其非固有功能——哲学、自由刊物、政治，甚至宗教。现在，终于可以再次各行其是。我们有新闻自由、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我们能够开设教堂，有政党和议会，报纸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布信息。作家则脱离国家和社会而从事文学创作。

然而，15年过去了，政府突然记起文学的存在，而且并非主动想起。社会开始经常大声疾呼，文化落后，教育系统崩溃，文学陷入危机，图书出版业陷入危机。通过市场手段已无法扭转这一局势，只能由政府进行干预。

此外，21世纪前十年末期反对派的活动急剧加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街头的集会活动不断掀起高潮，作家也积极参与其中。这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于是，政府开始关注文学，并确信文学的存在具有社会意义。当时还曾讨论这一领域中的金融监管问题。一部分人会得到钱，而另一部分则绝对不会。于是，马上出现在一个问题，即这是否会限制作家的自由以及独立创作的权利。

于是有了这样的说法，人们会告诉作家哪些话题可以写，哪些话题无论如何不能涉及。这种情况与苏联时期相同。然而事实上，苏联时曾有国家意识形态，而如今的俄罗斯则没有，抽象的爱国主义以及不希望对当局过多指责除外，如果指责，也不是针对国家元首。政府还没有制定出文学界需严格遵守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暂时没有任何危险。

奇怪的是，即使是最新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也没有表现明确的政治思想。让我们来看一些可以被称为政治小说的作品片段。通常政治上比较活跃的作家会将其从事的活动体现在作品中：这是我的小说，而这是我的政治活动。

没有政治形态意识，但却存在世界观。说来也巧，在俄罗斯，文学作为与社会分离的高雅艺术形式很难生存。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一种传统。对俄罗斯读者而言，不承担任何哲学命题的内容乏善可陈。纯美学，以及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内容，受众群的范围非常有限。然而，如果作品中涉及社会意义和社会立场时，就会引起读者的兴趣，甚至还会忽略作品本身的艺术造诣。

以轰动一时的扎哈尔·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的小说《萨尼卡》为例——说得客气一点，这本书并非杰作。小说中描写了一位年轻的革命者。此外，亚历山大·捷列霍夫（Alexander Terekhov）的小说篇幅冗长，但其最新一部小说《德国人》中描写了莫斯科的官僚作风——这是非常热门的话题。马克西姆·坎托尔（Maxim Kantor）的长篇史诗具有强烈的反自由主义倾向。然而事实上，作品中也没有其他再多的内容了。人物和情节都还停留在初级水平。然而，很多人都在读坎托尔的作品，因为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思想。

让我们再看看侦探埃拉斯特·凡多林历史故事的编纂者——极具政治色彩的鲍里斯·阿库宁（Boris Akunin）。故事发生在19世纪旧沙俄时期。这是侦探小说，但描写的却是一个正派人在政府关系中如何为人处世。正是这一点使得阿库宁的作品广受欢迎。

从情节和风格角度看，我不认为这些小说是优秀作品，但其将思想意识摆在首位，因此拥有众多读者。| www.tsrus.cn/33097 |

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由杨·申克曼（Yan Shenkman）综合整理

作者：安德烈·瓦西里耶夫斯基（Andrey Vasilevsk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