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华盛顿已制定了对举行大型军事行动进行相互通告机制,并商定了双方的海上和空中力量近距离相遇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双方之所以签署这些协议的原因在于,将两国推向冲突边缘的突发事件于近期增多(特别是,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而这种现状对双方均不利。“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在理论上都不需要进行对抗。中国会在军事冲突中失利,而美方也将会遭受巨大损失。因此,双方都有意维持稳定”,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问题专家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ksandr Gabuev)对《透视俄罗斯》记者表示。
一些政治学家普遍倾向于认为,当前的协议是实际构建美中合作新形势的开始。“特别是在2013年6月举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加利福尼亚会晤之后,习近平政府与奥巴马政府开始寻求‘双边关系新模式’,双方认为,军事安全以及避免冲突‘技术’是其中的关键问题。双方在APEC峰会上签署的协议可以被认为是这一进程中的初步成果之一”,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见那大研究所研究员谢尔盖·特鲁什(Sergey Trush)接受《透视俄罗斯》采访时指出。
紧张局势是否将会持续?
这一“新模式”的意义不应该被夸大,其不能迫使中方放弃在该地区加强相关政策的实施。“两国精英对‘红线谈判’和安全的关键标准有着自己的理解,并且会遵循它们”,谢尔盖·特鲁什继续说道,“中国将继续对东南亚邻国进行施压,而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保留了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
然而,俄罗斯高等经济学校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德米特里·苏斯洛夫(Dmitry Suslov)却认为,“新模式”的优点在于,其使中美关系过渡到“成熟竞争”状态。“双方认为,他们互为军事领域的敌手和主要对手,但同时还努力使这种竞争维持在可控范围内,避免任何一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升级情况出现”,这位专家对《透视俄罗斯》记者表示,“同样的情况也曾出现在苏美关系中,双方曾于上世纪60年代举行了军备控制谈判”。
然而,这一模式有一个弱点。其他亚太国家可能会对其产生误解,将其视为孤立主义的观点在美国的胜利。“美国国内有关对中国与其邻国领土争端问题持不同观点。部分美国政治和学术精英认为,华盛顿不应该‘直接’干预争端,特别是在鼓励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多边谈判时。这一立场,当然,引起美国在该地区盟友的严重关切,首先是日本”,谢尔盖·特鲁什认为。
克里姆林宫意欲何为?
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后果,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这一切取决于分析者秉承何种政治哲学。
“如果以‘零和博弈’的角度审视局势,很显然,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对抗水平的下降会减少莫斯科的机会,使其失去回旋余地。然而,如果从地缘经济学以及这种对抗趋势下降所产生后果的角度看,莫斯科毫无疑问会是赢家。其在亚太经济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时,将会获得更积极的环境,其中包括吸引外资参与国内远东地区现代化建设”,谢尔盖·特鲁什说。
此外,莫斯科所感兴趣的不仅在于中美关系紧张程度的下降,还有中国东海和南海局势缓解至可接受的水平。“如果俄罗斯有意增加对亚太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那么就需要安全的海上航线”,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说。
德米特里·苏斯洛夫指出,在中美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俄罗斯将被迫支持中国,这不仅会导致其彻底变为中国的小伙伴,还会使其与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努力遭遇失败,因为他们中许多是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在中美冲突升级情况下回站到美国一边”。
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并不需要美国或中国任何一方在东亚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那么美国将有机会不仅从西方而且从东方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如果东亚转到中国控制下,那么莫斯科将被迫要么仅与中国合作,要么同意通过中国与其他亚太国家进行经济合作。
“对于俄罗斯来说,亚太国家能够多边参与制定某种‘利益集结号’的计划至关重要,而不是仅依赖于某个垄断投资者”,谢尔盖·特鲁什解释说。因此,在“新模式”框架下形成的机制恰恰对俄罗斯有利,也就是说中美保持在该地区的对抗,但程度有限而且遵从某种不使其公开化和激化的“行为规则”。德米特里·苏斯洛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建构与机会成为亚太地区的第三个独立大国(位于美中两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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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