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逝世60周年 亲历者回忆当年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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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拉·奥瓦涅索娃（Dalila Ovanesova）

 1953年时为中学生 

达利拉·奥瓦涅索娃

斯大林去世当天，我们在学校里集合。在走廊中，我们排成整齐的队列站好，耳边响起哀乐。我还记得，当时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仪仗队站在斯大林半身像前，他们立正站好并举手敬礼。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所有的人都在哭泣。我没有哭，我有些不知所措。之后，学校宣布停课，哀悼会结束后大家便各自回家了。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感到家里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我很好奇，但我确实在妈妈的眼中看到了兴奋和喜悦的光芒。她不停地忙碌着，步履轻盈，一直处于某种精神放松的快乐状态中。我将祖母称作妈妈，因为她将我和弟弟抚养成人。我的舅舅，也就是祖母的儿子、作家尤里·多姆布罗夫斯基（Yury Dombrovsky）被逮捕，那时还关在集中营里。

亚历山德拉·格里戈里耶娃（Aleksandra Grigoreva）

1953年时为大学生

亚历山德拉·格里戈里耶娃

那时候，我正在外贝加尔边境区巴列伊市师范学校读大四。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教育学课。我们需要学习大量斯大林语录，要求非常严格。课堂上有人敲门，老师被叫了出去。等她回来的时候就像是换了个人。她坐在讲桌旁，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轻声说：“约瑟夫·瓦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去世了。”于是，大家都哭了起来。班上大部分是女生，只有3个男生，但所有人都哭了。

那时，我和两位同伴在一位老人那里租了一间房间。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在金矿上工作了一辈子。等我们从学校回到住处时，他正坐在楼前的长椅上。他哭着对我们说：“怎么办啊，共青团员们？我们该怎么活下去？父亲去世了。”我们确实不知道没有斯大林该怎么生活。

维克多·叶尔科维奇（Viktor Erkovich）

 1953年时为中学生 

维克多·叶尔科维奇

1953年时，我正住在伊尔库茨克州下乌金斯克郊区的一个工作村中。当时我是一名8年级的学生。几乎整座村子的人都在痛哭。不是啜泣，而是发自内心地、毫不掩饰地大哭。生活仿佛停滞了。作为那个时代的共青团员，对我们来说，相比伟大的卫国战争，这件事情是更大的悲剧。 

费利克斯·克瓦沙（Feliks Kvasha）

 1953年时为机械学院学生

费利克斯·克瓦沙

1953年时，我还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住在莫斯科郊外舍列梅捷沃的学生公寓中。公寓房间很大，能住20人，像军营一样。晚上下课后，广播里开始播放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所有人都哭了起来，每个人都很震惊，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样。

晚上，我们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特鲁布纳娅街。那里已经聚集了数千人。我们一起来的同学被挤散了，有的人也许已经离开了，另一些人可能被挤到更远处的人群中。身边只有五六张熟悉的面孔。林荫道两边停满了卡车，士兵站在车身后。有些人在这里结识了新朋友，不过很快这些朋友也消失不见了。还有的人试图钻到卡车下，但被士兵们发现拖了出来，有几个甚至还被扔到车厢上。最糟糕的是被拥挤的人群挤到卡车边上。我们在那里站了一整夜，不吃不喝，也不能去厕所。所有的院子都已上了锁，连单元门也不例外。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已经站在距离特鲁布纳娅广场只有300米远的地方，身边只有一群十六七岁的男孩子。我们挤在人群中，男孩子们则在相互讨论该如何走出去，比如爬上屋顶离开之类的内容。

最终，正是这些男孩子救了我。他们发现一处没锁好的楼门，把我也拽了进去。我们穿过楼道，经过一个院子，再进入另一个院子，接着爬上了屋顶，到了那里我们便走散了。当我从屋顶跳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站在与刚才人群聚集的街道相平行的另一条彩色林荫路上。这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但仍然活着。

瓦莲京娜·希什金娜（Valentina Shishkina）

 1953年时为中学生 

瓦莲京娜·希什金娜

我们正在家里，听到广播里播放斯大林去世的消息，于是所有的人——妈妈、姐姐，连我也哭了起来。一个重要的人去世了，而爸爸妈妈爱他胜过爱上帝。第二天，我们去上学时，学校要求所有学生排成葬礼队形，所有的学生也都在哭。然而，姐姐塔玛拉和自己的朋友去参加了葬礼。尽管妈妈非常不愿意她去，甚至故意锁上门，但她还是去了。当时所有的电车已经停驶，她们不得不沿着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列宁格勒公路步行六七公路后才到达普希金广场。广场发生了踩踏事件，还有人不断地从背后推挤她们，她们吓坏了，于是钻入一辆车下，然后跑到了另一条路上。士兵放她们通行，女孩们很害怕。之后，她们就这样又走回了位于列宁格勒公路旁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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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苗·克瓦沙（Semyon Kvasha），弗拉基米尔·叶尔科维奇（Vladimir Erkov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