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式腐败：追究历史根源寻求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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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以一场针对中央以及地方行政机构贪官发动的前所未有（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的反腐斗争开启了自己的第三次总统任期。事实上，普京在第二次担任总统时，反腐工作就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06年，俄罗斯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开始为打击非法获利和税收欺诈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国际义务。2008年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经历了第二个重要的反腐阶段，当年签署了《反腐败国家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时，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却发现行贿金额急剧增加——从2007年的6700增长到2008年的8000，而在2009年时更是达到了13100。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官方统计的数据远低于实际涉案金额。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对俄罗斯帝国行贿及滥用职权历史做必要的简要了解，并了解已被证明为成功的反腐败措施。

在中世纪俄国，行贿仅限于法庭上。因为，法官正是由当权诸侯的忠实伙伴（或者，中部地区的诸侯自己担任）来担任。自15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莫斯科公国权利的巩固，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形成，也随之产生了需要控制和保护易于受到鞑靼游牧骑兵攻击的边境城镇的问题。15-16世纪期间，莫斯科大公派遣官员前往这些遥远的地区担任行政长官。然而，公国并不负担这些官员的日常开销，他们需要从当地人那里得到物品和食物，这种做法被称为供养（字面意思为喂养）。这种供养的必要性有其特殊的地理和经济原因。由于当时金钱主要被用于对外贸易之中，因此国内流通十分缺乏，而且中央与地方相距甚远，薪金无法准时送达，有时可能因为信使路遇盗匪而导致地方官员完全得不到任何收入。

这种供养制度得到了国家的许可。因此，如果当地人拒绝进行供养，将有可能被遭到强制执行。供养制度不仅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更是让俄罗斯民众心中产生一种印象，即政府官员接受物品和食品的做法并不违法，只是俄罗斯管理体系的内在特征而已。

通过18世纪的努力，俄罗斯贵族获得了不可思议的权力。因此，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完全漠视贯彻任何反腐措施。这也难怪，1726年至18世纪末期俄罗斯参议院从未提出过任何相关修订案。对于负责调查国家犯罪行为且需在司法和财政领域管理国内政治的总检察长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腐败。

转变出现在帕维尔在位期间。他于1799年10月6日下令参议员对相关法规进行彻底修订。其结果十分惊人，数百名贪官被撤职或监禁。此次修正促进了地方行政工作效率的显著提高，使得中央政府能够获取大量有关本国公共事务状况的真实信息。

在多年的反腐败过程中，参议员修订案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打击腐败工具。19世纪上半期，共提出超过80份修订案，一些地区甚至接连提出两至三次修订。参议员在这些地区常驻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收集当地群众投诉并撰写报告。参议员与当地官员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被贿赂，因为其本身已非常富有！大多数参议员与沙皇关系密切，他们可以绕过相关机构直接向沙皇进行汇报，为其提供有关国家事务的第一手资料。参议员的修订案对腐败官员起到了显著的震慑作用，同时也理顺了当地的行政事务。

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尼古拉一世去世后，定期修订案数量明显下降。当然，国家也设立了不同的职位（最值得注意的是，御前第三大臣）以监管民事和军事领域，并进行反腐败斗争，但其最主要的缺点在于其总部位于首都而不容易触及地方问题，但这一情况在参议员进行修订案时本已得到了比较好的改善。此外，中央办事处在集中精力打击大规模腐败行为，而地方日复一日的贿赂问题却依然很严重。最终，情况进一步恶化，腐败蔓延至军队，军队高级将领也被牵扯其中，这也成为导致俄日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战败的主要原因。

苏联时期的反腐败措施需要用单独章节来阐述。然而，俄罗斯帝国的案例也可以得出某些相同的结论。一项简单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将腐败高发官员个人财富充公，并使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时，反腐败措施才最有效。此外，官员亲自参与对调查的有效性也至关重要。

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格奥尔基·马纳耶夫（Georgy Mana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