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文斯基晚年说,他的生活经历了两次危机,都与历史动荡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俄罗斯革命及移居美国并在那里度过生命中三分之一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作曲家正在瑞士。为了帮助患有肺结核的妻子康复,他们全家人正在那里旅居。他回忆说:“两周后宣战了。我已免除兵役,因此不必返回祖国,但我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再也见不到它,至少是我离开时它的样子。”*
Clive Hicks-Jenkins的图案
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斯特拉文斯基的生活非常拮据。他说:“那时,也就是1917年底,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共产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我偶尔从那里收到的最后一点儿生活费被剥夺。战争最残酷时,我在异国他乡身无分文。”*为了赚钱,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朋友作家查尔斯·拉穆兹(Charles Ramuz)希望创作一部小型戏剧,这样便于“很容易地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在小镇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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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文斯基需要为这样的故事选择文学题材。那时,作曲家沉浸在俄罗斯民间文学中。“有关战争的消息令我非常不安,触动了我的爱国情怀。在这样一个时期,呆在远离祖国的地方令我很苦恼,只有阅读我喜爱的俄罗斯民间诗歌,才能让我找到藉慰和快乐。”*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从民间文学收集家、最完整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出版商(第一期出版1855-1863——编注)阿法纳西耶夫那里找到了合适的故事。一个关于士兵和魔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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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的演出,我们选择了一个关于逃兵的冒险故事集。他遇到一个魔鬼,被魔鬼通过各种诡计偷走了灵魂。这个故事集是根据尼古拉一世(1796 – 1855)统治时期的民间传说编写的,这些传说形成于那个强迫征兵的残酷时期,那时还出现了大量所谓征兵歌曲,饱含女性与儿子或新郎别离的眼泪和悲泣。”
斯特拉文斯基创作这部戏剧时,尼古拉斯一世时代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是,以规模和毫无意义令人恐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也同样无可挽回地摧残了数十万欧洲人的生命吗?而且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故事,例如德国人和法国人,因为古往今来,任何国家普通士兵的命运都被强者支配,他们只能寄希望于魔鬼。“虽然这些故事在布景上具有特定的俄罗斯属性,但其展现的所有情境、所有情感、所有道德,无不具有非常崇高的全人类价值,适用于任何国家。在这个士兵以灵魂为代价成为魔鬼猎物的悲惨故事中,我和拉穆兹尤其被其深刻的人性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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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我们的士兵非常确切被视为世界冲突的受害者。”* 就这样,俄罗斯文化成为全人类的文化。在斯特拉文斯基的创作生涯中,《士兵的故事》成为“俄罗斯时期”和“新时期”的分水岭,后一个时期民族属性让位于非民族属性。
《士兵的故事》的最终版本被称为《一个供朗读、演奏和跳舞的逃兵和魔鬼的故事》。这部作品的形式源于缺乏训练资金和必须保持乐队的流动性。在《士兵的故事》中,斯特拉文斯基用自己的话说,使用了“一小把乐器”;所有乐器都是独奏,并且经过非常高超地编排。此外,一些乐器被赋予拟人化含义,比如小提琴代表士兵的灵魂,鼓代表魔鬼。“我没有其他办法,只能采用这样的组合,其中包括各种高低音区乐器的最典型代表。弦乐器代表是小提琴和低音提琴;木制乐器是单簧管(音域最宽)和巴松管;铜乐器是小号和长号,最后是打击乐器,由一位乐手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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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特拉文斯基的想法,他的小管弦乐队不应在乐池里,而是和演员同样在舞台上。这是有原因的。“观众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扮演特殊角色的乐队成员。我总是无法忍受闭着眼睛享受音乐,没有积极的视觉参与。要彻底感受音乐,对姿态的视觉感知以及演奏音乐的所有身体动作,都是完全必要的。”*这部戏角色也不多,只有士兵、魔鬼、公主和旁白。以器乐为背景的台词富有节奏感,全部由旁白朗诵,其中包括所有角色的台词,其他三位演员则用哑剧和舞蹈诠释动作。
“我把小管弦乐队放在舞台的一边,另一边是旁白者的小舞台。这种布局强调了戏剧的三个基本要素间的密切联系,它们相互作用并构成一个整体:中间是舞台和演员,两边是音乐和旁白。根据我们的想法,这三个元素有时先后出现,有时以歌舞团的形式共同出现。”* Clive Hicks-Jenkins的图案
1919年的版本中《士兵的故事》组曲由五部分组成:士兵进行曲;士兵小提琴曲;小协奏曲;探戈、华尔兹、拉格泰姆;魔鬼的舞蹈。斯特拉文斯基承认,这部戏的音乐风格受到美国爵士乐影响。他说:“爵士乐意味着我音乐的全新表现,《士兵的故事》标志着我与从小接受的俄罗斯管弦乐流派最终决裂……”*《士兵的故事》1918年9月28日在洛桑市剧院首演,由恩奈斯特·安塞美指挥。“我对《士兵》的首演非常满意,而且不仅是从音乐角度。整场演出在各组成部分的统一性、表演的细致性、协调一致性和定调正确性方面都非常成功。”*但那次成功注定成为绝唱。
“我们不想把《士兵》限制在一场演出上。我们有很大的计划。我们打算带着流动剧院在全瑞士巡演。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预见西班牙流感的爆发,当时它正在欧洲各地肆虐。病魔也没有放过我们。一个接一个,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甚至巡演经纪人都病倒了。就这样,我们对未来的光明愿景像烟雾一样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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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演奏的士兵小提琴曲,则逐渐被魔鬼的打击乐主旋律进行曲淹没。短暂的痉挛是小提琴的最后几个音符,它代表着士兵的死亡。斯特拉文斯基如此平淡无奇地结束了故事。他是悲观主义者吗?在可怕的战争时期,又怎能不悲观呢?但这部戏并不悲观。《士兵》的乐谱充满动作、手势、行走和舞蹈节奏,没有丝毫空白。进行曲就是乐谱的叙述。只有运动和现象的交替。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现实。运动代表生命。《士兵》讲述了一个关于生活的故事,但生活是严酷的,独立存在的,它能摧毁反抗者和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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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不活在过去,也不活在未来。我是真实的。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对我来说,只存在今天的真实。我力图服务于这个真实,并以全部意识服务于它。”*
*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我的生活纪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法语本翻译,L.V.雅科夫列娃-沙波林娜),列宁格勒:音乐出版社,1963年,271页。
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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