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而自由的灵魂：纪念俄白银女诗人吉皮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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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娜依达·吉皮乌斯（Zinaida Gippius, 1869-1945）是俄罗斯著名诗人、散文家和评论家。她在诗坛和文化界的影响力非常大，并且她拒绝遵从传统女性形象设定的理念也同样出名。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等作家都很钦佩这位俄罗斯的女作家。吉皮乌斯是当时文化精英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尽管她的想法非常具有颠覆性。然而，如今她在西方却几近被人们遗忘。

对俄象征主义创作影响深远

吉皮乌斯于1869年11月20日出生在俄罗斯图拉的别廖夫，并很早就开始写诗。在嫁给知名诗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y Merezhkovsky, 1865-1941）后，她在1889年移居圣彼得堡。这对夫妇很快就成为圣彼得堡文学精英圈里的关键人物：他们举办高水平的沙龙聚会，和高尔基、契诃夫以及托尔斯泰等知名人士熟识。

在1917年十月革命及内战爆发后，同许多俄罗斯著名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的选择一样，吉皮乌斯和梅列日科夫斯基在1919年离开俄罗斯，并侨居巴黎。在那里，他们举办了著名的星期天沙龙。在沙龙上，吉皮乌斯是很有权威的组织者，她提出矛盾深刻的讨论主题，并指导大家展开辩论。 1927年，她主持了"绿灯会"的首次聚会。"绿灯会"被认为是当时许多流亡文学团体中最重要、学识最渊博的。

吉皮乌斯是一位擅长创新的诗人，是俄罗斯象征主义第一波浪潮的核心人物。许多后来的象征主义诗人的写作手法都是建立在她对韵律的尝试之上。象征主义作家把文字视为理解无穷尽的先验真理的手段；吉皮乌斯则喜欢探索颓废主义、神圣与亵渎的主题。

她建构了"艺术只应在精神层面具像化"的思想，而她的精神——正如她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寻求标新立异、对追求精神自由充满向往。 "我的灵魂是裸露的，剥离到只剩最纯粹的裸露"，她在1905年的诗歌《婚戒》中写到 ，"它逃了出去，超越所有的界限"。

超离社会性别期待和既定准则

诗歌也是吉皮乌斯脱离性别期待的空间。她在作品中经常采用男性视角，也因使用动词阳性变位和阳性人称代词而受到批评。作为回应，她宣称自己希望"不只以女人的身份写诗，而是以人的身份创作"。

吉皮乌斯把自己的生活视为艺术，而且把生活当做另一种探索创作哲学的方式。她在自己的圈子外被称为"颓废的圣母"，还被比喻为魔鬼。对这些标签她没做任何反驳，而是把自己与哥特文化中的蜘蛛女性形象相联系，并让颓废的主题和意象贯穿她的诗作：

丝绸在火焰中燃烧，
变成一池鲜血;
"爱"是我们卑微的言语
因为鲜血的语言无法名状
（《女裁缝》，1901年）

吉皮乌斯的个人风格既复杂又有颠覆性。她有时会穿夸张突显女性特点的装饰，以至身边许多人都觉得"不合时宜"。她用如此的着装影响着人们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观念和态度。安德烈·别雷（Andrei Bely）称她是"人型的黄蜂"，还说她有着"一头夸张的红发......其下隐藏着一张邪恶的小脸......她骨感的魅力、 枯瘦的骨架让人想起灵巧而迷人的魔鬼"。

她还经常穿男性服装，随身携带别致的单片眼镜，这让她同时代的人感到惊骇。虽然穿异性服装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在20世纪初并非闻所未闻，但吉皮乌斯的装束像个花花公子。她展现出相当接近双性化的男性形象，并以此揭示她自我身份塑造中的复杂性。欧洲最著名的花花公子形象由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塑造：他是个典型的颓废而又自我意识强烈的人，对奇技淫巧感兴趣并有着强烈的艺术感，形成了一种冷漠和轻蔑的处世行为。

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吉皮乌斯致力于保护和发掘俄罗斯文化（不同于苏联文化），鼓舞和帮助同时代的人，但同时也让他们感到迷惑和惊愕。人们在理解如此纯粹的激进主义时感到困难，但她的诗作实力和文学影响力给予她足够的自由去公然无视社会规范。在自己1905年的诗作《咒语》中，她高喊道："跳动吧，心脏，每颗心脏轮流！/站起来，所有不受束缚的灵魂！"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这一战斗口号依然激励着我们去拥抱个性，认识到自由可以通过不畏社会期望的规范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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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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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凡纳·惠利（Savannah Wha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