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START III》的世界:核世界的新时代

2020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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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末恢复的维也纳俄美军控和战略稳定磋商无疑是个好消息。如磋商能取得成果,则俄美《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措施条约》(START III)将有望延期一段时间;如不能达成协议(很遗憾,这种可能性很大),则该条约就像《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反导条约》)和多方《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欧洲常规裁军条约》)已成为过去一样,将于2021年2月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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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or Ivanov
伊戈尔·伊万诺夫(Igor Ivanov),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前外长(1998-2004年) 来源:Grigory Sysoev/俄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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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T III》的命运

现在预测《START III》的命运可能为时尚早。而且很明显,即该条约得以延期,恢复上世纪下半叶数十年间建立起来的军备控制广泛的多层次条约法律基础也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承认当前的现实情况,就会产生两个实际问题。第一,是否应该认定,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初之前对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传统控制无法恢复?第二,新的国际形势下哪些军备控制机制可能实现?

国际军备控制系统崩溃主要责任在美国。冷战结束后,华盛顿开始公开拒绝多届美国政府认为可能会限制其在国际舞台上自由的国际机制。美国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和《中导条约》,极尽各种手段阻止北约成员国批准修改的《欧洲常规裁军条约》,逃避其他军备控制方面的建设性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2010年签署《START III》只是这一整体趋势中的一个例外。

同时,简单地将当前军备控制局势归咎于美国也是非常危险的。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冷战结束后世界不再是两极的,包括全球核威胁方面。安全领域的重点已越来越多地从全球层面转移到地区和国家层面。同时,安全威胁的优先等级也在发生变化,重点转向打击恐怖主义、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贩毒以及非法移民等。

半个世纪的核军控历史今天看来越来越令人失望。从半个世纪前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尼克松(Richard Nixon)签署第一个条约时起我们熟悉的那种模式的军控已接近自然终结。特朗普政府最近的举措可能加快这种可悲结局的到来,但这一结局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或者甚至回到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与奥巴马(Barack Obama)签署《START III》的2010年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了。

从另一方面看

从另一方面看,很难想象世界上会有国家对没有任何人、任何方式限制的核军备竞赛感兴趣。该领域“无规则游戏”的风险太大,二十一世纪的每个新十年,或者甚至每新的一年,风险都会只增不减。因此,某些新的战略武器控制机制应以某种方式在旧的美苏双边体系废墟中生根发芽。

战略武器控制的双边模式将成为过去。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核武库的发展和伊朗弹道导弹的潜力等。俄罗斯也必须关注除美国外正式及非正式的“核俱乐部”成员日益增长的实力。因此,俄美双边模式应以某种方式转变为多变模式。任务并不简单,但无论如何都必须尽力解决。

未来的协议不太可能会以传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及需要批准的条约模式达成。无论批准何种国际协议,目前来看都是相当难的事情,许多情况下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与《反导条约》一样,《中导条约》的经验表明,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也无法提供这种保障,只需简单的办理程序,就可以很快退出任何一个这样的条约。可以预测,缔约各方核武库数量指标不太可能成为未来战略武器控制谈判的中心。令谈判各方头痛的主要问题并非战略武器的数量,而是质量指标,比如该领域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元素。

新时代核世界

核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与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世界相比,这个世界正变得更加复杂,更难以预测且未来更加危险。希望俄罗斯、美国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能摒弃彼此间的猜忌和责难,认识到日益增加的风险程度,努力寻找全球和各地区层面降低核风险及加强战略稳定的新模式和新方法。俄罗斯有能力成为这一历史进程的领导者之一。我国拥有开发和使用各种军备控制机制的经验,苏联和俄罗斯国际谈判代表高素养的悠久传统,以及保存至今的高素质战略武器专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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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伊万诺夫(Igor Ivanov),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前外长(1998-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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