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意识形态和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美国例外论要和单极化配合异常困难。甚至可以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如此难以接受世界多极化的现实,并放弃其充当世界领袖的外交政策和实施国际干预理念的关键。
美国例外论意味着,在所有的社会政治制度中,美国所创造的政府体系不仅最先进、最具发展性﹑最人性化,而且是旨在保护平民,全心全意为个人服务,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和利益的最佳政体。从历史上看,在19世纪之初美国的确是这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美国例外论成为其固守至20世纪中叶的孤立主义政策的思想基础。当时全球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出自对美国怀有敌意的欧洲帝国,美国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维护其“例外”制度和生活方式。
然后,当美国转向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时,美国例外论成为其充当世界领导者的思想基础。美国没有在平等条件下参与国际秩序的历史经验并不是巧合,而是美国不习惯仅作为多极世界一个中心的缘故。美国从18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的不参与“异己”国际秩序政策,转向至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创建美国国际秩序的外交政策。
原因何在?就是自身的例外。它既不允许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对话、也不承认美国仅仅是世界格局中的一个大国、更不认同他国平等参与全球决策和议程制定、或是创建和管理多边(非美国)的国际秩序。总之,除了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最先进的生活方式并且创造了普世价值观的国家之外,还有哪个国家有资格领导这个世界呢?
美国例外论是美国既能引领国际化进程又能不全部参与其中的原因所在。而作为第三种选项的“同等条件下的参与机制”—美国根本不屑一顾。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例外论也推动着美国推行意识形态下的外交政策,即:注重传播民主,把世界分为民主和不民主两大阵营。传统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对后者一直缺乏尊重。
然而问题在于,无论是世界领袖的角色,还是意识形态下的外交政策,都不会让美国接受多极世界的理念。当美国没有守护其关键利益的立场—而且得不到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作为唯一被允许干预外国事务的领导者,其唯一的选择只有孤立主义,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救世主义,其所起的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这就是美国与俄罗斯、中国以及非西方大国间产生摩擦、以及美国在外交政策思想上出现深刻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切最终都归结为美国例外论。只要美国例外论仍然是其外交政策理念的基石,美国与不承认其全球领导地位、或不承认其普世价值观的各个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就不会好转。
不过,问题在于美国(至少在目前)是无法放弃其例外论理念的。它深植于美国和美国人的自我认同之中—就像名片和文化符号一样—放弃它美国就会迷失自己。
美国很难找到一条出路。不过显而易见,美国迟早要在世界领袖、孤立主义和平等条件下参与国际事务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使其能够坚持美国例外论的理念。然而实现这一转变需要时间和努力。
至于例外论,美国以及其意识形态的深刻内涵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对于俄罗斯、中国、日本和印度来说,其例外性来自于文化本质和自身独特感,但未必认为自己是最好的或最先进的。
其他国家的例外性强调的是自身的独特性,并且约束其不会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相比之下,美国的例外论则与其另一意识形态支柱“普世主义”分不开,美国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而且是普世的价值观。此外,美国坚持认为自己的政治制度最好,并认为它适用于所有国家。
在这方面,所有其他大国特殊例外性完全符合新兴的多极化世界。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为了最好、最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一头衔而挑战美国的例外论。| www.tsrus.cn/29269 |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