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后,达吉斯坦共和国内发生了多次冲突。这个位于北高加索地区最大的共和国种族界线分明(这是俄罗斯境内多民族聚居的共和国之一),而且宗教信仰复杂(这里既有苏菲派的支持者,也有温和的沙拉菲派以及基金的伊斯兰圣战者)。此外,该地区各种官僚集团之间、当地官僚与“莫斯科达吉斯坦人”(出生于达吉斯坦后定居于莫斯科的商界、政界人士)之间一直斗争不断。然而,直到不久之前,莫斯科方面还一直避免被直接卷入这些冲突中。联邦政府试图维持现状,保持各种非正式关系和错综复杂体系之间的平衡。然而,阿米罗夫事件打破了这一传统。
马哈奇卡拉市长阿米罗夫是达吉斯坦共和国政权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曾可以与国家领导人直接沟通,并在莫斯科拥有不受政府监管的庞大生意,甚至在不受自己直接管辖的区域对重要管理决定同样拥有发言权。除行政影响力之外,阿米罗夫还拥有自己的“强力资源”。
例如,1999年沙米尔•巴萨耶夫(Shamil Basaev)和哈塔卜(Khattab)的武装分子突袭达吉斯坦时,阿米罗夫派出了自己的武装部队为中央政府行动提供支援。与其他区的“封疆大吏”一样,阿米罗夫的此次支援行动成为政府成功打击分裂活动转移扩散的重要因素。随后,阿米罗夫开始在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位于达吉斯坦的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阿米罗夫不仅长期担任市长一职,而且还多次获得政府奖励以及来自高层的公开支持。然而,情况在2013年6月发生了变化。
不应将阿米罗夫被捕看作是孤立事件。联邦中央政府曾在今年年初将拉马赞•阿卜杜拉季波夫(Ramazan Abdulatipov)安插到达吉斯坦共和国政府中,旨在巩固心腹的政治地位。没有来自莫斯科的大力支持,阿卜杜拉季波夫的施政效果将大打折扣。在索契冬奥会举行前夕,俄罗斯政府希望将来自达吉斯坦的风险降至最低。要知道,该共和国自2005年起就是俄罗斯境内发生恐怖袭击和破坏活动最频繁的地区。按照非正式原则建立地方政权而并非以强力机构为基础的行为,更助长了抗议情绪和极端主义的滋长。
然而,尽管政府自我保护的愿望可以被理解并有其合理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即使阿米罗夫的案件在开庭审理前能够得到解决,他也必将因此丢掉市长的宝座。况且,整个事件并非仅与市长的职位有关,还关系到本就斗争激烈的“客户群”系统。谁能够代替阿米罗夫成为该市市长?目前的问题在于,阿卜杜拉季波夫与支持自己的中央政府是否已经准备好更换官员和办公室名牌,并开始更改游戏规则?
当然,逮捕阿米罗夫可以震慑官僚集团,并迫使其至少缩小自己的“胃口”。然而,需要明白的是,达吉斯坦共和国的绝大多数问题有其系统性和制度性的根源。因此,仅靠一次逮捕和入狱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阿米罗夫之类的人物并非凭空产生。曾几何时,这个北高加索最大的共和国与分裂主义盛行的伊奇克里亚车臣共和国为邻,处于实际上自生自灭和被瓦解的境地,并且还须与新独立的阿塞拜疆解决棘手列兹金人的问题,协调从格鲁吉亚移民而来的克瓦雷利阿瓦尔人的问题,更别提财产私有化和苏联计划经济向新经济过渡的问题了。
阿米罗夫或其他任何官员被捕都未必能够解决达吉斯坦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人口过剩问题以及迅速完成使山区人口迁居城市的复杂的城市化进程,并使传统的民族聚居区不再成为冲突的源头。不从本质上巩固包括司法系统在内的世俗政权系统,却想使共和国人民因为个别官员被捕而不再相信布道者,而去相信官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那简直是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