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到北京 世界上最长的国际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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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底我第一次赴海外常驻工作。当时国家还处在斯大林葬礼的影响之下。莫斯科到北京的列车上流传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安宁的传言。说苏联内务部部长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y Beria）把监狱中的囚徒都放了出来，这些囚徒正在各车厢中流窜。所以最好在包厢内用餐，在各车站则轮流出去。

旅途漫长：到奥特波尔边境站（现友谊站）需要七天。然后，从满洲里到北京还要坐两天多中国的列车。我和妻子坐的是战前的卧铺车，配备有单独卫生间。亲戚们来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送站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食物，都足够环球旅行的了。我们有好几锅馅饼，烤鸡，三升的一大罐黄瓜，一大盒黑鱼子酱，熏香肠和果酱。由于没有冰箱，所以这些食物要尽快吃掉。在各个车站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也特别有意思，从热土豆到熏秋白鲑应有尽有。

取道西伯利亚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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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西伯利亚铁路旅行总体而言比我们想象的要舒服。之后又坐过很多次，给假期增加两个星期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能聚上几位好旅伴，还要带上吉他。由于来自平壤和河内的同事也乘坐这趟火车去度假，因此很容易找到旅伴。在奥特波尔站所有人都要下车。对乘客进行海关和边境检查之后会将其送到满洲里站的宾馆。我们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冲个澡。但更让我们满意的还要数饭店。西红柿和黄瓜沙拉配烤火鸡。那个年代莫斯科人做梦都想不到三月份能吃上新鲜蔬菜。

1931年至1945年中国东北曾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关东军进驻伪满洲国，为此对运输网络进行了改进。经过破旧不堪的西伯利亚之后，配有带顶的站台的漂亮的火车站令我们感到非常吃惊。让人感到害怕的只有当地的人。每个人都戴着纱布口罩遮住口鼻。附近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参加了这场战争。人们一度对美国人会使用生化武器感到担忧。最后，终于到达北京了。老车站大楼位于城门对面，城门后边是故宫前的天安门广场。

在完全没有其他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下，大量的人力车和自行车令人感到吃惊的程度绝不亚于其古建筑。

在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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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报》记者站位于北京最主要的商业街王府井大街附近的一个名字极具诗意的地方——甜水井胡同。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糊着窗纸的红色的窗棂，铺着席子的木地板，下边会有蝎子爬出来。大铁炉用来加热洗澡水，冬季用来给房间供暖。即便与莫斯科的“筒子楼”相比，委婉地说，其居住条件也并未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早餐却令我们非常满意，中国厨师摆上桌一道水果大餐，除了梨、葡萄和香蕉外，还有我们从未见过的芒果和木瓜。

而烤鸽子或者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菜就更别提了。距离记者站步行不到五分钟的中央百货大楼则以大量价格对我们来说特别实惠的商品征服了我们。我妻子没能忍住诱惑，买下了她一生中的第一块手表，还有蓝色的毛线，其实在我们家都被束之高阁。

当时中国人本身生活得非常简朴。按照一个司机的工资水平我们可以雇佣一位司机，一位保洁员和一位厨师。我们的翻译娜达莎则来自哈尔滨的一个俄罗斯移民家庭。她的工资比《人民日报》的主编还要高。然而，尽管贫困，但北京人还是特别正直的。房屋的木门都不上锁。夜里只不过插上门栓。我经常派我们的保洁员（前人力车夫）带着支票去银行。他在自行车货架上绑着一大捆钱穿过全城带回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人会用“苏联”一词来尊重地欢迎任何一位外国人，并称其为“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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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弗塞沃洛德·奥夫钦尼科夫（Vsevolod Ovchinnik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