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东正教外交关系部(相当于俄罗斯东正教外交部)负责人,沃洛科拉姆斯克教区主教希拉里翁(Hilarion)表示:“在一两年前,甚至没人能想像大牧首基里尔能访问中国。要知道,这不是私人或半官方的访问。大牧首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并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66岁的大牧首是历史上第一个访问中国并受到国家主席接见的东正教教会领袖。
双方会晤时,习近平说道:“您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俄罗斯最高宗教领袖,这充分体现了俄中两国高水平和特殊的友好关系。”中国国家电视台将此次会晤作为外交事件进行了报道。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了中国领导人有关“俄中关系战略性质”的部分讲话。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俄罗斯新任驻华大使安德烈·杰尼索夫(Andrey Denisov)一起出席了本次会晤。作为宗教界人士的唯一代表,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陪同出席会晤。
据参与此次出访筹备工作的有关人士称,北京与莫斯科目前的关系状态是促成大牧首中国行的关键因素,并使大牧首基里尔成为第一位受到中国国家主席接见的东正教教会领袖。在成为大牧首之前,作为俄罗斯东正教外交关系部负责人的基里尔,曾在1993年﹑2001年和2006年多次出访中国。此次,受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委托,在与习近平主席举行公开会晤时,基里尔代表普京向习近平主席于今年3月将莫斯科作为其当选后首次出访的目的地表示感谢。
东正教于17世纪传入中国,当时在今天的俄罗斯远东地区爆发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与清朝统治下中国的第一次领土冲突。1713年,俄罗斯东正教布道团在中国成立,并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东正教在中国发展的高峰期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要中心是当时由俄罗斯人掌控的哈尔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许多反对布尔什维克党统治的俄罗斯人移民到了中国,大型基督教教区也开始在一些城市兴起,特别是上海。中国曾一度出现过30多万东正教教徒,不过数量仍大幅少于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
1949年后,许多俄罗斯人离开中国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和拉美。1957年,俄罗斯东正教教会授予中国东正教教会自主权,但自从1965年上海的西米恩(Simeon)主教去世后,中国东正教教会就没有了大主教。1997年,俄罗斯东正教会议决定,鉴于中国东正教会没有自己的领袖,将由俄罗斯大牧首暂领中国教会,直到中国教会选举出自己的领袖。
不过目前尚不清楚中国东正教的选举会议何时召开,因为东正教尚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正式承认。
据官方统计数字,中国13亿人口中约有3亿宗教徒。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称,这一数字包括1亿佛教徒, 4千万基督徒,1千3百万天主教徒和2千万穆斯林,目前只有这些宗教被中国政府认可。据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数字统计,全中国只有约1万5千名东正教教徒。而根据中国专家的非官方统计,实际数字可能更低。
中国的大多数东正教教徒都生活在与俄罗斯毗邻的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俄罗斯族聚居的地方。北京和上海也有少数东正教教徒。近日,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准确描述了中国的东正教:对中国来说,东正教仅是一个很小的派别。
因此,大牧首基里尔的访华之行预示着中国政府对东正教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除北京外,大牧首还访问了哈尔滨和上海,并在当地的东正教教堂主持了礼拜仪式。而此前,上海东正教原圣母大教堂已近50年没有举行过任何宗教活动。据参与组织此次出访的相关人员称,大牧首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时提出希望中国正式承认东正教地位等问题。莫斯科方面认为,大牧首此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仅仅是一个开端,在未来几年的长足发展中,将可能开花结果。
显然,对于俄罗斯东正教来说,目前的局面极为乐观。东正教很可能成为北京有利的合作伙伴。首先,与罗马天主教教会不同,俄罗斯东正教教会不会因为主教的任命问题与当局发生任何冲突。其次,中国认为西方很可能利用天主教和基督教教义针对中国人权问题发难。相比之下,大牧首基里尔认为:人权并不能由任何单一的模式去解释规定。他曾说过:“我不认为单一的文明模式会适合所有国家。人类有多种文明模式,没有人有资格说只有他们的文明模式是最好的,是应该被普遍接受的。这正是我们需要进行宗教和文化之间对话的原因—包括有关人权和自由的对话。”在人权问题上,中国的官方立场与大牧首的观点听起来很相似,因此,至少在宗教方面,莫斯科和北京很有可能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