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期间”：俄罗斯历史名人是如何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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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在博尔季诺：最高产的创作时期

1830年9月3日普希金来到下诺夫哥罗德州父母的大博尔季诺庄园，准备接收父亲送给他的结婚礼物基斯杰尼奥沃村。普希金和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ya Goncharova）1830年5月就已宣布订婚，但婚礼推迟了整个夏天，如今又出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情况——俄国发生霍乱需要检疫隔离。

根据内政部长扎克列夫斯基伯爵的命令实施的检疫隔离使贸易以及整个俄国国内交通陷入瘫痪。尽管作为贵族的普希金有义务（根据扎克列夫斯基的命令应对霍乱疫情采取的措施）按当地贵族领袖的建议接受某个官职帮助应对霍乱，但他坚决拒绝了。相反，1830年10月得知霍乱已扩散到莫斯科时，他曾试图闯入首都去找自己的新娘，得知冈察洛娃已从莫斯科撤离后又返回了博尔季诺。

亚历山大·普希金肖像。彼得·孔恰洛夫斯基（Pyotr Konchalovsky），1932年。图片来源：俄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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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普希金对隔离的评价还是正面的。他在写给朋友彼得·普列特尼奥夫（Petr Pletnev）的信中说：“这里的村庄多迷人啊！想象一下：无边无际的草原，附近一个人都没有，可以随心所欲地信马由缰，在家里任意创作没人打扰。”被迫的隐居生活也对诗人的外貌和作息时间产生了影响。他在写给冈察洛娃的信中说：“我蓄起了胡须，络腮胡子，真棒；走到外面都叫我叔叔。我七点起床，喝咖啡，躺到下午三点。不久前开始起劲地写作，已经写了很多。三点钟骑马，五点去洗澡，然后吃土豆和荞麦粥。之后看书看到九点。”

检疫隔离期间或许是普希金最有成果的创作时期。这期间他写完了《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并在最后一章中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创作了《别尔金故事集》，其中的材料主要是对农民生活的观察。还创作了《小悲剧》以及许多抒情诗。这段时期被称为“博尔季诺之秋”，成为家喻户晓的俄语名句。普希金1830年12月5日才回到莫斯科，当时霍乱疫情已结束，检疫隔离也已取消。

列宁在舒申斯基：蜜月般的流放

苏联历史学家必须将列宁住在舒申斯基那段时期描绘成真正的流放，但事实上他在那儿过得像度假一样。1895年，25岁的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Vladimir Ulyanov）已经是一位著名革命家，创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创立并领导了开展革命宣传的政治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但一个月后包括列宁在内的其主要成员就被捕入狱了。列宁在狱中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离米努辛斯克（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不远的舒申斯基村三年。

《弗拉基米尔·列宁与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在舒申斯基村》。季莫费·科兹洛夫（Timofey Kozlov）,1961年。图片来源：Omsk Regional Museum of Fine Arts

革命的第一夫人：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

列宁在舒申斯基村被安排住在富农济良诺夫家的一个14平米的房间内。当时村里的酒馆都是济良诺夫的。列宁处于被流放状态，无权工作，每月能得到8卢布17戈比的津贴。后来与列宁一起被流放的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rupskaya）回忆说，“一个干净的房间、伙食、洗床单，列宁靠这些钱就全够用了，这已经属于高消费了”。每天有警察来检查两次列宁的情况，后来商定由房主济良诺夫“监视”列宁，事实上这样列宁已被取消监视了。

1898年7月列宁与也因“斗争协会”一事被判流放的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登记结婚；她被允许与丈夫一起在舒申斯基流放。于是，惩罚变成了蜜月。克鲁普斯卡娅也领津贴，两人吃饭绰绰有余，而且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还为他们提供金钱资助。夫妻俩还雇了个13岁的农民女孩作仆人，还能从首都订阅书刊。克鲁普斯卡娅给列宁带来了溜冰鞋，列宁则像克鲁普斯卡娅给他母亲的信中所写的那样，“给当地所有的孩子上稀奇古怪的课，在舒什河面上弄了个溜冰场”。

舒申斯基村列宁住的房子。摄影：Vyacheslav Bukharov (CC BY-SA 4.0)

必须要说，列宁在流放中的确是工作了。他在这里创作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为此回到首都后获得了120卢布的巨额稿费）和30多个作品。流放期间列宁一直与革命者们保持通信。显然，他的信件并未被检查，因为列宁与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联系网络。

流放末期列宁已经享有了很大的自由，甚至1899年新年他是跟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米努辛斯克的另一位被流放的革命者格列布·科尔日让诺夫斯基（Gleb Krzhizhanovskiy）家过的。派对规模很大，有16个人参加。之后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舒申斯基又住了一年，1900年就回到了首都，得到充分养精蓄锐的两人重新投入到了革命事业中。

布罗茨基在诺连斯卡亚：“我不想将此戏剧化”

1964年3月13日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因“社会寄生虫”罪被判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五年并服苦役，4月10日被分配到诺连斯卡亚村居住，在达尼洛夫斯基国营农场工作。分配地是布罗茨基自己选的，他喜欢诺连斯卡亚村的名字，与他最好的朋友叶甫根尼·列因（Evgeniy Reyn）的妻子的姓娜琳斯卡娅的发音很像。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诺连斯卡亚村。图片来源：Joseph Brodsky Museum in Norinskaya

对布罗茨基的审判很有代表性。毫无疑问，当时他不是唯一一个长时间没有正式工作到处漂泊的人；但对当局来说，他是个思想意识上很危险的人。布罗茨基虽未宣扬反苏思想，但更糟糕，他的存在、创作、交流，就像苏联完全不存在一样。因此，他被克格勃列宁格勒分局与自己的交往圈“隔离”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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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先在一个房间里住了三个月后搬到当地居民康斯坦丁·佩斯捷列夫（Konstantin Pesterev）独立的小木屋中。作为国营农场工人，他的职责包括储备化肥、清除田地里的石头和树根、收集木杆做栅栏、秋播作物、发运谷物以及许多其他工作。此前，当时24岁的布罗茨基曾在工厂工作并参加地质考察，但国营农场的工作他做得很不好，跟不上村里那些庄稼汉的节奏。即便是放牧小牛犊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勉强能完成的任务。牛群跑散了，好像嗅到了城里人的味道似的。最后他终于在科诺沙生活服务联合工厂找到了外勤摄影师的工作。布罗茨基是跟父亲学习的摄影，他的父亲是一名部队摄影记者。布罗茨基是骑朋友给他寄来的自行车从乡下去科诺沙市上班的。家人和朋友给他寄来的包裹（钱、食品和书）给了诗人极大的帮助和支持。流放期间布罗茨基曾数次获准去列宁格勒短住几日。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布罗茨基被流放时的生活条件比在列宁格勒的家还好。他在家跟父母一起挤在一个几家合住的公寓的“一个半房间里”。有了大量的独处时间，他创作了许多作品，有150多首诗，包括献给心爱的玛丽娜·巴斯曼诺娃（Marina Basmanova）的诗集《献给奥古斯都的新章》。他们的关系在布罗茨基受审前不久结束了，布罗茨基为此甚至曾试图自杀。不过，他流放期间巴斯曼诺娃来探望过他；有一次在列宁格勒探亲时他甚至想去莫斯科找她，但被朋友们及时制止了，否则会遭到更严厉的判决。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诺连斯卡亚村。 图片来源：Joseph Brodsky Museum in Norinskaya

约瑟夫·布罗茨基1982年接受采访时谈到流放生活时说：“那是一段卓富成果的时期。我写了很多诗。有些诗句现在回想起来像是某种感情丰富的突破。”他称在诺连斯卡亚度过的18个月为“生命中数一数二的时期”。布罗茨基被流放期间许多文化界人士（包括苏联国内的和国外的）写信并疾呼要保护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著名社会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对苏联政府发出的警告。

1965年9月布罗茨基提前获释回到列宁格勒。与朋友和媒体强加在他头上的“流放英雄”和苏联当局的受害者的形象相反，布罗茨基说：“我很幸运，其他人比我苦多了。”多年后已旅居西方的布罗茨基回忆起那段日子时也是说：“这一切并不是那么有趣……我不想把它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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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Russia Beyond》编辑部即TV-Novosti自治非盈利机构项目准备

作者：格奥尔基·马纳耶夫（Georgy Mana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