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体系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是美国2002年退出苏美《反导条约》。但该体系承受住了第一次打击,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时俄美总体积极的政治互动。然而17年后发生的《中导条约》瓦解,从各方面来看对该体系来说都是致命打击,因为它与俄美之间的最严重政治危机同时发生。链式分裂反应的下一个链条将是俄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俄美相互指责对方不遵守条约的声音越来越高。双方领导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即使条约不延期,各方的国家安全也将得到切实保障。
专家们警告说,放弃核军控的俄美双边维度的同时,又想在多边维度上保持其不可侵犯性,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分裂的能量必然会冲出双边关系的范围。华盛顿已经开始指责莫斯科正在进行秘密核试验。因此,《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未来也很成问题。此外,美国虽然已签署该条约,但至今未予批准。显然,在核军备竞赛加速的情况下(至少生产新类型弹头),来自坚持核试验国家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最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最终瓦解可能成为现代核军控体系的棺材盖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条约第六条规定,有核武器的缔约国承诺尽一切努力推动核裁军。可如今还有什么核裁军可言?今年年初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筹备会上,五大核国家甚至拒绝签署最后联合声明。2015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对核裁军支持者是个重大挫折,2020年的审议大会完全可能成为最后一次这一形式的会议。《核不扩散条约》将步《全面禁试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中导条约》和《反导条约》的后尘,走进逐年扩大的历史垃圾堆。
长期以来专家们甚至不愿假设军控会消亡。我们和西方的理智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永远不可能”。因此,主要关注点是如何维持早在上个世纪就大体形成的核现状。怎样让核魔鬼回到瓶子里?如何阻止链式分裂反应?防御即将到来的核混乱的边界在哪里?如今,一个没有核军控的未来世界太现实了,以至于我们无法不思考或回避这一问题。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是全新的。如何在没有旧的核条约的世界里生活?如何将新军备竞赛的风险和代价降至最低?在什么样的条件和形式下才可能恢复国际军备控制?
目前刚刚开始的讨论中主要声音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有人说,核战争并不可怕,核武器与常规武器没有根本性区别。另一些人则断言,为了恢复核军控,人类必须经历一场堪比1962年10月的苏美加勒比危机的危机。关于建立多边核军控模式的呼吁也不太令人兴奋。当然,恐怕不会有人原则上反对这一想法,但在五大核国家的政治关系现状下很难有人认真对待这些呼吁。即使各方具备必要的政治意愿,建立健全、可持续、可核查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核威慑机制可能也需要数十年时间。我们有这几十年吗?
不应寄希望于对军控消亡后的生活拥有神秘的了解,但为这样的生活提出几条规则是应该的,因为它们能让这样的生活对所有人来说少一点危险,多一点舒适。
首先,和平比裁军更重要。尽管限制和裁减核武器的任务十分重要,但所有国家的优先事项必须是防止核战争。这就意味着,即使没有适当的关于战略稳定的国际法基础,这一稳定也可以而且必须通过我们共同拥有的工具来加强。例如,通过军方、政治家和专家的各级接触,同时降低核运载工具的战备状态,在部署新系统方面保持相互克制,交流军事学说演变和军队建设计划的信息。
其次,质量比数量更危险。从各方面来看,俄罗斯和美国已达到军备数量竞赛的极限,双方都没有计划大幅增加弹头或其运载工具。但技术竞赛则刚刚开始。目前还有机会迅速截断这一竞赛的最危险方向,比如人工智能、外层空间军事化等等。我们显然需要根本不同的军控形式,其中非正式准则可能比正式协定更重要,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作用将不亚于国家的作用。
第三,来自非国家行为者的威胁将越来越大于来自对立国家的威胁。无论国际社会怎样看待朝鲜核计划,或者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可能,两者都涉及适用一般威慑逻辑的国家。但这一逻辑对国际恐怖组织却根本不适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组织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同样,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失败国家”的数量也将增加。因此,在未来的国际军备控制机制中,预防核恐怖主义(以及使用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恐怖主义)应当成为关键重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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