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让早已被遗忘的民族性格因素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早在大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时代,外交官们就始终将这一因素考虑在内。然而,现代政治家则不会考虑得如此深远。相比之下,他们对大局的把握就粗糙得多。
西方视角下的莫斯科心理
和先前时代的政治家一样,现代政治家同样看重经济利益。然而,在他们看来,将民族性格作为考虑因素在现代社会里毫无意义。他们也因此不断犯错,使得局势进一步恶化。
西方国家长期以来都在试图了解俄罗斯人的性格。举例而言,一些观察家认为,俄罗斯人喜欢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远胜于个人自由。有些研究者甚至提出所谓的“莫斯科心理类型”,其特征是坚韧不拔、心态保守、持有被俄罗斯东正教所塑造的世界观、强烈倾向集权政府。
该理论存在争议性,这不仅因为它完全忽略了俄罗斯人的民主历史经验。俄罗斯人选举过大公、沙皇和总统;出于对自由的强烈渴望,俄罗斯大地上曾掀起三次革命和无数次起义。因此,有关俄罗斯人不如其他国家民众那样热爱或珍视自由的观点是缺少根据的。
与此同时,该理论的一些内容也有贴近事实之处。为了维护和捍卫俄罗斯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广袤领土,俄罗斯人民需要强大的国家和领导者,也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现得“坚韧卓绝”。在过去数百年里,这样的生存条件造就了俄罗斯人的性格。
如果上帝把俄罗斯人民安排在某个西欧小国,他们也完全有可能更倾向于建立议会制政府、赞同总统享有较高权力,并在欧盟框架内生活得相当满意。
喜欢自我批评并重视正义
俄罗斯人喜欢自我批评,也喜欢批评政府和自己笨拙而巨大的国家,但他们讨厌外界的批评。也许这样做不对,旁观者的观点或许会更为客观;但无论对或错,他们就是这样,并且最痛恨外国势力强迫他们顺从。这也是动员俄罗斯人、促使他们为共抗强敌而团结起来的最佳方式。
此外,西方人习惯在条理清楚的法律框架内行事,而俄罗斯人则更在乎正义。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方认为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但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这种说法毫不在意。
俄罗斯的外交官和政治家出于职务要求会就这个问题进行阐述,但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会直接得出结论:并入是重新伸张历史正义的行为。正如古罗马著名政治家西塞罗所言,在他们看来,最公正的也是最正确的。
这就是西方制裁在俄罗斯人的性格和心态面前效用低下的原因。如果制裁旨在迫使俄罗斯改变内外政策,那么他们将不会得逞;如果打算削弱普京在国内的地位,他们也必然会失败。只有当俄罗斯人民自己厌倦了普京时,他的执政生涯才会终结;但在此之前,他们不会屈从于来自西方的任何压力。
俄罗斯列瓦达民调中心最近的调查表明,今年9月,60%的俄罗斯人感受到经济制裁的影响,而到了11月却只有47%的民众还有这种感觉。有意思的是,80%的受访者还指出,最近数年俄罗斯物价大幅上涨、经济持续恶化。这难道不奇怪吗?这些俄罗斯人难道不明白西方的用意?
西方应去理解俄罗斯性格
其实,搞不清状况的是西方。俄罗斯相当从容地适应了目前情况。“是的,生活变得更艰难了,”他们说道,“但我们能坚持下去。”勒紧裤腰带生活对俄罗斯人而言早就不是新鲜事了,从乡间别墅的菜园里再多拎几袋土豆和一两罐咸菜也就解决问题了。
有个流传颇广的笑话讲到:一个外国人在莫斯科白雪皑皑的街上走着,无意间看到有个小男孩在高兴地吃着冰淇淋甜筒。这个外国人说道:“现在我明白了,这些人真的是不可战胜的。”笑点想必大家已经明白。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证明俄罗斯人完美无缺或者永远都是对的,只是希望西方政治家应该记住他们前辈的经验之谈——那就是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西方都必须想办法与俄罗斯民众和俄罗斯性格学会共同相处。晴天永远湛蓝、流水总有湿气,俄罗斯幅员辽阔,而俄罗斯人就是这样的性格。
这就是为何睿智的俾斯麦要告诫他的同胞“上帝保佑,不要‘向东推进!’”——即不要向东扩张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当今的领导者们应好好记住这位德国外交前辈的明智建议。
即使西方制裁确实达到了削弱俄罗斯国力的目的,但也注定无法实现其主要目标。更重要的是,制裁也会给施加者带来重大的困难。笔者严重怀疑欧洲选民会允许一个放弃利润丰厚的俄罗斯市场、转而发动新冷战的领导人连任。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达成妥协。俄罗斯人意志坚定、充满个性、不爱惹不必要的麻烦。在必要情况下,俄罗斯人可以承受巨大的困难,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享受这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