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狂热到冷寂：苏联-俄罗斯亚洲研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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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亚洲研究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其实用性。人们普遍认为，对毕业生来说，进入外交部或克格勃是很好的就业机会，或者在海外从事口译或笔译工作也不错。按照当时苏联的标准，这些工作的待遇都十分优厚。然而，在我的青年时代，“神秘的东方魅力”才是亚洲研究之所以如此受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对当代亚洲的兴趣与很多人不同。大多数人对亚洲事务感兴趣的人都认为，亚洲的重要时期在几百年乃至上千年前。亚洲热主要源自人们对亚洲古典文化的兴趣。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掀起了翻译亚洲近代文学和哲学书籍的热潮。中国和日本经典名著（如《三国演义》）被大量刊印。通常情况下，印数都达到5-10万册。尽管如此，这些书籍还是因为极其受欢迎而很快被销售一空。

想得到一本有关亚洲古典哲学的书籍更是难上加难。甚至从图书馆都很难借到《道德经》或印度古典哲学家的著作，因为每位馆员都非常清楚，获得这些珍贵文本的机会有多么难得。这些书籍经常会被读者进行私下手工抄写或借助打字机得到副本。胆大的人更是会利用受到严格管控的影印设备对这些书籍进行复印并出售——显然这是非法的，但利润却非常丰厚。

到底谁会购买这些书籍？主要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工程师、医生、低级官员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深奥的追求源自上世纪70年代苏联悠闲的社会环境。经济的成功很少得到奖励，而效率低下也很少受到惩罚。受过教育的年轻市民无需努力工作，他们拥有充足的空余时间。于是，对深奥学科的兴趣令人惊讶地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追求。

一批受过良好教育以及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和翻译使得所谓的神秘东方的大门始终敞开。在我青年时代的苏联，大家都心照不宣，即想走仕途的机会主义者从事当代亚洲研究，而真正的学者则研究古代亚洲。苏联时期，许多大学教师的研究课题曾令西方学者感到惊讶，如我家乡列宁格勒几乎所有学者，以及莫斯科超过一半的亚洲学家都在研究古代历史、语言和近代文学。

至上世纪60年代后期，这些人大多对苏联体制持批评态度，并幻想自己是持不同政见者。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存在可能仅仅因为苏联高校管理者不在意其研究成果的商业价值。于是，这些人在享受象牙塔生活的同时，还能悄悄拿着政府发放的高额报酬（上世纪70年代，苏联教授的薪金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

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但却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突然消失。新社会里，大多数人不会将太多的时间耗费在深奥的文化追求上。因此，学者们开始纷纷离开象牙塔，在其他领域寻找工作机会，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因此，一度一本难求的《道德经》如今几乎在每一家稍有规模的书店中都能找到，只是对它感兴趣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www.tsrus.cn/28171 |

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安德烈·兰科夫（Andrei Lank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