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是俄罗斯最早出现的统治者。早在鞑靼-蒙古人入侵之前,部分土地就由当地的大公统治。他们对社会的主要作用是保护人民免受入侵者和征服者以及当地坏人的侵害。大公得到了他的侍卫部队(近卫)的辅佐,后者为大公而战,两者形成一种紧密的伙伴关系。作为受保护的代价,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每年须向大公进攻。然而,他们并不会真正影响大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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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鞑靼-蒙古人对俄罗斯土地进行掠夺和奴役之后,俄罗斯大公的职能首先要得到鞑靼人的认可,这样才能成为俄罗斯某处领地的“正式”大公。觊觎该位置的贵族必须前往金帐汗国,并奉上奢华的礼物 才能“得到”成为大公的官方文件。俄罗斯大公在领地内地位尊贵,却不得不承受在金帐汗国都城受到的羞辱。例如,跪爬至可汗的宝座前,以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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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帐汗国曾在俄国政治制度形成的初期对其产生影响。俄罗斯大公将鞑靼可汗的残忍与狡诈用于封建战争之中。俄罗斯需要团结统一,才能反抗鞑靼人的奴役。随着时间的推移,莫斯科公国成为所有公国中最强大的一个。莫斯科的伊凡大公曾团结俄国民众与鞑靼人抗衡,并自称“沙皇”——这是俄罗斯人从东方借鉴的头衔。然而,围在沙皇身边的不是他的侍卫部队,而是大贵族,后者是富有的地主和军事指挥官,辅佐沙皇进行统治。
俄罗斯首位正式登基的沙皇伊凡雷帝很明白,自己所控制的辽阔疆土上充满了多样性,各处都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愿望。大约在1549年,伊凡雷帝召集了了全俄缙绅会议,与会者均为最有影响力的人(包括贵族、商人、牧师和军事领袖),他们由俄罗斯各地选派至莫斯科。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种俄罗斯式的非选举产生,但却由“被选定的”代表参与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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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49年到1684年,俄罗斯先后举行约有60次缙绅会议。代表们不定期聚集在一起开会,以解决国家最重要的问题。沙皇和大贵族无法有效地从中心执行自己的统治,因为他们的统治浮于表面。
17世纪时,俄罗斯政治中心与周边地区之间建立起交流机制,俄罗斯贵族出现了,军人们为沙皇和大贵族服役,以换取土地。他们可以拥有农奴,后者中一些人在战时成为他们的军人。于是,缙绅会议渐渐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因为这些贵族已经成为沙皇和大贵族的仆从。与此同时,大贵族成为最重要的贵族。大贵族对政治和沙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他们是精英阶层,并不代表民众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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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彼得大帝统治时期,俄罗斯才出现了真正的欧洲式政府。彼得大帝清除了那些将太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大贵族。现在,只有一位沙皇——一位终极统治者,其他所有人均为臣下。彼得大帝要求所有贵族为军队或国家机构服务,并在国家管理的各部门、参议院和教会中设置欧洲法律和行政系统。
在物质上或经济上摧毁了最强大的旧式精英阶层后,彼得大帝通过赠送大片土地的方式构建起新的精英阶层,并确保他们可以世袭贵族头衔。在俄罗斯帝国200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权力的平衡通过以下方式实现,即贵族依靠自己的农奴供养,后者生产食物和货物,国家依靠服役的贵族组织战争、商业活动和开发技术。当俄罗斯废除农奴制时,这种不稳定的平衡才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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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农民为获得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不得不从国家手中买下自己耕种的土地。这使大多数人口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与此同时,贵族被剥夺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并迅速衰落。
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束了旧的体制,但苏维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沙皇制度。苏维埃国家组织了自己的“贵族”——共产党。 共产党与各级国家机器相互关联。党内官员由民众正式选举产生。然而,实际上,所有党内最高职位都要由领导人和他的“大贵族”——政治局予以任命。
在沙皇俄国,贵族享受世袭,而苏联的贵族只要被驱逐出党,眨眼之间就可能被消灭。作为被任命的地方领导人,苏联官员并不代表民意,有时会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直接与民意倍道而行。因为苏维埃的“贵族”不是世袭制度,一些腐败官员通过偷窃和贿赂达到积累更多个人财富的目的。这样的制度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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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后,俄罗斯联邦成为总统共和制国家,实行半总统制度。这意味着,人们通过选举立法机构(即议会,在俄罗斯为联邦议会)和行政部门(即总统,批准由总理组建的政府)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想通过法律,需要得到联邦议会和总统的的批准。
双权分立,又可以相互牵制。有权通过所有法律的立法机构可能会向政府投票不信任并要求其进行改革。另一方面,总统可以随时解散联邦议会下院——国家杜马,而联邦委员会(上议院)也可以弹劾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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