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7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克服酗酒和酒瘾的措施》的决议。“当所有人在现代化条件下更全面地展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创造力、苏联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时,严格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与品行原则、克服有害习惯及其不良残余具有特殊意义。这些丑陋现象首先表现为酗酒……”党的决议中的这些表述出现在所有报纸上,广播和电视也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行播送。
“决议”和“法令”在那个时代理应获得“全民支持”。两个月后公布的统计报告显示:莫斯科的企事业单位共举行了6.3万余次大会,与会人数将近600万。所有会议都通过了“热烈拥护”中央决策的决议。
但苏联为在现实生活中推行最高决策不得不积极动用行政甚至强力手段。莫斯科原有的1500个“售酒点”只留下150个可以从事酒类销售,并且工作日营业时间从原来的上午十一点开始推迟到了下午两点。莫斯科“水晶”酿酒厂将不久前用外汇购进的昂贵进口设备卖作废铁,两个最大的啤酒厂将独一无二的巨大不锈钢酿酒池切割成碎块。当局预期酒类产量可以在很短时间内下降一半。
警察可以从大街和公共场所带走“绝对清醒状态令人生疑”的任何人送到醒酒所,醒酒所的数量也在仓促中增加。人民法院开启了超级繁忙的工作模式。“聚众酗酒”者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最低是100卢布罚款(当时平均工资只有150-180卢布),再严重的是两个月的劳改或15天拘留。
全苏反酗酒协会宣告成立,根据克里姆林宫不成文的规定,“领导干部”都必须强制性加入。财政拨款丰厚的《清醒与文化》杂志开始发行……戏剧演出和电影中带酒宴场景的均被取消。大剧院甚至不得不撤下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因为由于普希金的“过错”,剧中出现了好几处酒宴场景。
群众虽然口头上“热烈支持”党的路线,生活中却积极开展躲避酗酒运动的“游击战”。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出租车司机都会高价贩卖后备箱中的伏特加。人们发明了用焦糖、番茄酱、水萝卜甚至橡树皮酿酒的新方法以及各式各样的自酿酒器具。
苏联发起的反酗酒运动还有其他一些副作用:国内吸毒和用药上瘾者数量大幅攀升,各种引用日用液体中毒的现象成倍增长……国库收入也急剧下降,最后当局被迫恢复酒类产量。原来上午十一点钟售卖酒类的时间也被恢复。到1985年秋初,莫斯科售酒点的数量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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