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不仅科学家,许多远离科学界的人士也对宣布科学年抱有极大兴趣甚至热忱?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我认为这一决定不仅对俄罗斯科学界,而且对整个国家都极为重要。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我们在许多科技指标上明显落后于领先国家,我们还面临着只有依靠科学才能应对的严峻挑战。追赶领先者,我们需要科学突破,当然还必须提高我们科学家的声望。
记者:为什么是现在宣布举办科学年?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关于科学年的问题以前也讨论过,包括在与普京总统会面时。看来这一决定是逐步成熟的,可能新冠疫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大家都明白,只有科学才能拯救生命。此外,新冠病毒让许多人看清了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事实,即快速应对危险的挑战,科学界必须拥有现成的成果储备和知识积累。基础研究的特点在于,新知识往往最初不知如何应用。此类工作可能根本不在优先事项清单中,因此其资助往往只能来自剩余资金。但正是这些“非优先”研究可能创造出危难之际亟需并挽救局势的科技储备。
总地来说,无论听起来多么荒诞,人类遇上新冠病毒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我国和世界科学界拥有相应的科技储备,不必从零开始研究。我们拥有丰富的经验,从而快速研制出了疫苗。没有科技储备怎么办?致死率不是2%,而是像埃博拉那样百分之几十怎么办?潜在后果想起来都很可怕。我们应当从这个情况中得出正确结论,即基础科学必须获得广泛前沿发展的足够资源。否则困难时刻国家可能无法抵御突如其来的挑战。
记者:在去年年底对一千多名主要科学家进行的调查中,一多半人认为俄罗斯科学界前景暗淡。科学年能如何改变这一情况?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必须修改法律,况且我国新宪法进行了一些强化科技作用的补充,为制订科技领域新立法提供了机会。要特别注重鼓励实际经济部门更多地对科技投资。目前企业在科技投资中的占比约为三分之一,其余由国家拨款。领先国家则相反,企业投资约占三分之二。大家都知道这不正常,但过去20年来没有任何改变。我国有着刺激个别经济部门的鲜明例子。请看农业在实施刺激措施后,是如何在短短几年内蓬勃发展的。还有个最新例子,就是IT部门。过去几年,俄罗斯程序员大规模出国,对这些专家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在吸引他们。我国立即采取措施,制定遏止人才外流的法律。我认为,科学年应制定法律,激励依赖国内科技的整个高科技部门企业。
当然,如果目前不追求国内科研成果的俄罗斯企业能在科学年表现出这一主动性,提出一些不依赖进口解决方案,而是基于国内研究成果的大型技术密集型项目就更好了。这将成为对我们科学界的强大支持,提高其声望。
记者:谈到俄罗斯科学界在社会上声望较低时,有人说这是因为几乎听不到其世界级成就。我们有值得骄傲的东西吗?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怎么会听不到呢?我们的新冠疫苗呢?它是真正的世界级成果。除疫苗外,我们还有其他重大成就。“光谱-RG”空间天文台的观测成果成为世界天体物理学的突破,首次以创记录的清晰度,两次在X射线区扫描全天空,绘制出信号源比此前多一个量级的天空图。
俄罗斯科学界的另一项杰出成就,是不久前研制出的强直性脊柱炎药物。这是一种慢性系统性自身免疫性关节病。科学家们发现自体免疫细胞杀死了机体细胞,并研制出针对其的靶向药物。这项重要成果不仅涉及强直性脊柱炎,其意义要广泛得多。这里指的是所谓中和抗体,可用于治疗自体免疫细胞攻击健康细胞的各种自体免疫性疾病。
另外,中和抗体也可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我们正在对一种新冠病毒的中和抗体进行临床试验,它由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家和中国同行共同研发。这一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应用数学、物理、地球物理、考古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等不同领域,都有有意义的突破性成果。科学年期间将启动几个大项目,包括脑科学研究和海洋资源开发。
记者:您一直强调科学年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提高科学界在青年人中的声望。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夫:您说得对。我建议科学年举办一个完全由青年人自主筹办的大型论坛。由其自主确定要讨论的科学方向、报告、演讲,自主总结。让青年科学家讲述其正进行的研究,他们如何看待国家的科学未来。未来属于他们。但同时,我认为科学年不仅对青年科学家,对老一辈科学家很重要。我们的“黄金一代”在最困难的危机年代留在了国内,把科学留在这里。此外,他们还在进行世界级研究。我认为,这些人被社会和政府严重低估。科学年的活动之一,可以是恢复由这些科学家领导的主要科研机构的支助体系。这一直是我国科学界最强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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