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专家批评国内误读“外国代理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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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时代会被赋予不同的内涵。“透明”一词很受西方非政府组织和亲西方的政治领导人（如透明国际）的欢迎，但对于熟悉俄罗斯伟大小说家叶夫根尼·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的人来说，“透明”则意味着很多可怕的事情。在扎米亚京所著的20世纪反乌托邦小说《我们》中，人们生活在透明的建筑里，警察能够非常容易得监视人们的想法和行动，而在纳博科夫的小说《斩首的邀请》中，那位名叫辛辛那提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思想家就是因为“不透明”而遭到处决。顺便说一句，透明国际对于包括法国和俄罗斯在内不向其提供资助的国家评估腐败程度的方法却相当不透明。

“外国代理人”一词原本由美国人发明。曾于1941年至1942年期间在美国生活过的日本侨民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当时，被称为“外国代理人”（与“外国间谍”同义）是非常不好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成为唯一一个哭诉自己悲惨历史短暂回忆的国家？

最近发生的多起案件中，俄罗斯联邦立法并未满足一向悲观的西方及国内自由派媒体的末世期望。不久前，创建于2009年的“防止捏造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导致一些媒体接连发表有关“倒退回斯大林时代”的声明。当时的抗议声几乎与现在外国非政府组织法案和公众集会法案的影响加起来一样大。结果怎样呢？2012年，“防止捏造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悄无声息地关闭了。成立的3年时间里，该委员会没有禁止一本书或一部电影，也从未涉及任何一所高校的相关业务。相反，该委员会解密了数千份文件，并发表了相应的重要著作，同时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良好的服务。这些学者在该委员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委员亚历山大·丘巴良（Alexander  Chubaryan）任俄罗斯科学院列别杰娃通史研究所所长，曾负责出版关于1939年至1941年苏联所经历的悲惨时期历史的书籍，在俄罗斯和波兰发行）。外国媒体有关现已不复存在的委员会的末日预言非常多。

如果类似的情景重演，我也不会感到惊讶，除非马格尼茨基法案和国家杜马之后发布的针对性法案在不着边际的幻想中走得太远，而它唯一的作用仅仅是伤害俄美关系，以及可能伤害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如果欧盟决定采取同样的策略，盲目照搬美国的立法）。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被提出以及获得通过的与非政府组织有关的所谓“排外”法案均不针对外国慈善机构或任何形式的科学和文化合作。该法案规定，只针对与政治有关（如选举、媒体策略等）的非政府组织。然而，该法案对双边关系的损害毫无疑问将超越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慈善、文化和科学组织也会受到影响。这是非常不幸的。

作者：德米特里•巴比奇（Dmitriy Babich）, 《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政治分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