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的同时,俄罗斯还在筹备其他一系列国家“超级项目”。例如,2013年喀山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莫斯科世界田径锦标赛、2014年索契冬奥会、2016年冰球世锦赛以及2018年足球世界杯。
然而,这些大型“形象”工程的组织者是否有所收获才是政治家关心的问题。在“足球经济”以及探寻“举办足球世界杯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等问题方面,经济学家作了大量的工作。足球产业更像是博彩业,没有人会期待公正。相关调查显示,国家组织大型体育赛事很难收回成本,而赛事本身则是盈利活动。此外,对因举办大型活动而建设的基础设施在未来能否盈利暂时无法进行评估。
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就是因举办大型活动而“爆发激情”的好例子。在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组织者提出了借鉴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经验。确切的说,并不是北京主办大型活动的经验,而是中国政府和投资者对发展中国高铁项目的经验。
如同俄罗斯政府为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专门修建了萨哈林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天然气管道一样,中国修建新铁路与奥运会没有直接联系,也就是可以修,也可以不修。然而,无论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重建公共基础设施,还是中国修建新高铁,都没有必要谈“收回”成本的问题。中国政府将永远无法收回所投入的数百亿美元,只得以简单的预算操作来掩盖未收回的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政府为符拉迪沃斯托投入巨额资金的传闻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其词。2012年春天,俄罗斯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对各方面的投入进行了说明,包括近3年来国家预算、国有企业、各级政府,甚至私人投资者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投资。再加上为举办“峰会项目”而启动的太平洋港口建设项目(如军事项目),那么这一数字可能会翻一番。然而,峰会结束后有关部门对外宣布,举办峰会的实际支出约为2800万美元,与此前美国筹备夏威夷峰会俄花费相差无几。
同时,事实证明,即使是极端自由主义政府也愿意不计风险得对大型活动给予投入,尽管风险可能会非常高。例如,格鲁吉亚于2003年至2012年改革中相当大的部分正是以大型活动的形式完成的,而收回成本也无从谈起。首先,第比利斯超现代大桥成为“世纪工程”,而之后的首都行政大楼、全面重建滨海旅游胜地巴统,以及建设新铁路和新议会中心等等项目都成为改革的一部分。萨卡什维利总统最新的一项提议为从零开始建设一座名为拉兹克(Laziki)的格鲁吉亚新城市,但该项目启动近几天后,其所在政党便在议会大选中落败。选民似乎无法接受他将政府卷入建设大型活动的过度热情中,对格鲁吉亚来说,这样的成本太过昂贵。
是否需为举办2018年足球世界杯而向俄罗斯铁路公司的项目进行投资成为2013-2015年俄罗斯国家预算的关键争议之一。俄罗斯铁路公司称,中方已经表示愿意承接贯穿俄罗斯全境直至乌拉尔的高铁项目。从预算方面考虑,该项目依然无法收回成本,这一点众所周知。然而对该项目的讨论仍在继续。
在对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峰会的讨论中,“白花钱”的话题曾被多次提及。例如,仅在峰会期间燃放的烟花就花费了数百万美元。购买烟花永远无法收回成本,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民众感情的投资,只会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如果抛开情感与政治有关以及政府在政治游戏中利用这一点来达到维持统治的目的不谈,那么对情感的投入是否可以收回成本?政府的所谓对感情投资是否是在欺骗民众?或者说民众在看到令人心情愉快的烟花之后还能得到什么吗?
我认为,这里谈不到任何欺骗行为。经济学家目前暂时无法衡量举行重大活动对社会文化做出的贡献。问题并不在于,这种贡献能够在活动结束后用物质上的收获来量化,如会讲英语的人数在增加,电力和公路运输领域出现新的投资机会,酒店增强待客能力以及港口增大货物吞吐能力等。不易衡量但更为实质的效果最为重要。对符拉迪沃斯托克来讲,首先对各方对其期望值在增长。在货币政策中“通胀预期”的效果已经非常明显,但这在该地区经济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该地区向民众展示了开展成本高昂、规模庞大的复杂竞技项目产生的机遇,并以令人费解得方式在各个层面开展自身的发展项目。
也许,可以借助于举办大型活动来克服经营活动中的文化壁垒。也许,这是对当地经济的一次性冲击。走出平衡状态下的低迷,便可以踏上另一条发展道路。也许,这种效果可以一次性激增该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要知道在封闭状态下无法举办大型活动。尽管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其作用,但并非永远有效,依然存在无法预料的特殊副作用。因此,在涉及符拉迪沃斯托克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话题时,我尽量不忽略烟花的问题——也许事情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