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俄关系60年：我的回忆录

成为记者：不是谋生手段，而是终身职业 

对我来说，今年有两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值得庆祝。首先，我即将年满85岁，同时，今年也是我在新闻行业工作的第六十个年头。1951年，我成为《真理报》的一名正式记者，之后在那里一干就是40年。1991年苏联解体后，我也退休了。后来，我曾在一档很受欢迎的周日节目《国际视野》中担任主持人，就这样过了13年了。

过去的7年里，我一直是《俄罗斯报》的专栏作家，而目前，我在为《俄罗斯报》旗下的周报工作，这是一份发行量能达到300万份的报纸。

60年来，我不仅仅是一个记者，同时，还出版了20本书，总销量超过700万册。

工作以来，我一直希望能向国人传播国外正确的认知方法，避免用自己的尺度衡量别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有自己的价值观以及行为准则。这是“生命的语法”，这也是与国外民众取得心灵共鸣的关键所在。《一束樱花》是我写的一本书，1970年刊发在《新世界》杂志上，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创作信条的一种充分体现。

俄罗斯人和中国人 

1953年3月，我和妻子坐上了开往中国的“莫斯科-北京”列车。当时，我们的卧铺包厢依然保留着战前的红木镶板，还配有独立卫生间。来送行的亲人带给我们许多食物：一锅馅儿饼，满满一罐儿黑鱼子酱，还有很多甚至都够我们环游世界的美食。当然，在沿途的车站上也能买到当地的美味，比如：熏制的贝加尔湖秋白鲑等等。旅途中，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后来，我们也不止一次的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进行过类似的旅行，一般我们会尽量邀请会弹吉他的伙伴同行，以解旅途之苦。这一点儿不难办到，不少来自河内和平壤的记者同行们也是乘坐这条线路上的火车前往莫斯科的。

最终，我们抵达北京。初到那里，感觉街道空旷，只有古老城墙上的巍峨挺立。街上行驶的多半是三轮车，偶尔会有一辆缴获为战利品的吉普车或者苏联的“胜利”轿车驶过。来接我们的中国记者也开着“胜利”牌轿车。

《真理报》驻华记者站位于北京的市中心，在紧挨着王府井商业街旁边的胡同里，胡同有一个颇有本地特色的名字“甜水井”。

这里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三间平房外加一个院子。窗户上糊着一层卷烟纸，地上铺着草席子，下面还发现一窝蝎子。房间里有炉子，可以烧水、做饭，取暖等等。

50年代的北京，一共只有12位驻华大使和15名外国记者（如今，北京的外国大使超过200人，外国记者也有几千人）。因此，每次在北京饭店举行官方招待会时，所有的驻华外国使节和记者都在受邀之列，很有家庭聚会的感觉。毛泽东与尼赫鲁、苏加诺、胡志明、金日成等其他国家领导人，就坐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席间，总理周恩来经常会到我们桌来敬酒。有一次，在得知我会说汉语后，还专门和我聊天。

我的中文名字叫做欧福钦（字面意思是欧洲的幸福大臣），正是周恩来总理给我起的。记得有一次，周总理突然邀请我前往中南海做客，问我：“不少外国记者都要求采访我，为什么苏联记者却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呢？现在问吧，什么问题都可以”。

突然，我一下傻在当场。一直以来，我很想知道，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于是，我还没有好好组织语言，就脱口而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时候加入联合国”？周总理马上回答说：“对于《真理报》这样的报纸来说，提出如此错误的问题是非常糟糕的。我们不是准备加入联合国，中国就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现在，国民党蒋介石把持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对中国来说，不是何时加入的问题，而是何时恢复合法席位的问题”。

与其他外国记者不同的是，我懂中文，这项技能在工作给我带来很大便利。不论采访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是各省党委书记和省长时，我都可以完全不用翻译，因此，这样的采访具有更高的开放度。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召开期间，每天《真理报》都用整版篇幅对此事进行报道。在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意外来到了外国记者工作室。他问：“哪位是《真理报》记者”？然后握着我的手称赞道：“辛苦了，辛苦了。报道的很好！”在同中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见面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有暖气和其他设备，更现代点儿的房子，同时，我们想到其他城市采访时，再也不需要中方外交部的书面批准了，只要给《人民日报》社打个电话，请他们驻当地的记者给我准备一份采访计划就可以了。

1956年，苏中两国的关系出现第一次裂痕。在苏共第20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反对对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同时不同意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对此很不满。于是，为了配合毛泽东提出的“早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的想法，中方否定了当初两国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原则，并将之称为修正主义。当然，中国也为进行大跃进式的发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1959年，按计划，赫鲁晓夫应前往北京参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典活动。我被责成参加起草他在庆典上发言稿的工作，我负责其中有关苏中关系的内容。之前，赫鲁晓夫刚刚去了美国进行访问。当时，中印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为了避免赫鲁晓夫被问到不愿回答的问题，塔斯社发表了一份声明：俄方真诚的希望中印双反可以通过和谈解决争端。这一立场引起中方的不满——怎么能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等同起来？

因此，就在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成功访问的时候，中方决定将国庆10周年庆典活动提前六天举行，也就是将10月1日举行改为9月26日。这对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或者草率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或者委托别人在中国的国庆典礼上发言。赫鲁晓夫选择了后者，于是，苏斯洛夫宣读了由我们起草的发言。

最终，9月30日，赫鲁晓夫还是飞抵北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毛泽东一起接见游行的队伍。阅兵和游行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前往郊外的官邸做客。在游泳池里毛泽东会见了赫鲁晓夫，并邀请他一起游泳。糟糕的是，赫鲁晓夫不会游泳。游泳间歇，赫鲁晓夫走到水只齐腰深的地方，几次试图坐下来，和身手矫健的毛泽东相比，他看上去非常笨拙。毛泽东可以轻轻松松横渡几公里宽的长江。相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次游泳可能成为苏中关系不合的决定性的原因。

从汉学家大日本通 

50年代，在中国我开始了自己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当时我可真是命运的宠儿。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一篇稿件都会报纸优先选用。在当时《真理报》所有驻外的记者中，我不仅仅是最年轻的一个，还成为发表文章最多的那个。

苏中关系恶化之后，我回到莫斯科，一切都成了泡影。有关中国的稿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于是，我决定改学日语。在回国的两年之后，我被派往东京常驻。

每天早上开始，我都要和日本老师一道学习几个小时的日语。尽快的掌握日语可以使我更多的读懂日本报纸刊发的内容，可以挑选更有意思和有用的文章给翻译。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要改变国内的人对我的态度：“这个奥夫钦尼科夫能了解日本么？他可是个汉学家啊”！但是，汉语可以算是东亚地区的“拉丁语”，于是，我的汉语文字功底、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的了解有机会在日本人面前得到展现，在这方面，俄罗斯的日本学家可不如我。

在我试图描述日本民族的特点时，我会将它同中国进行比较，其实经常也谈不上比较，而是相互对照。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我会说：中国是亚洲的德国，中国人的行为更遵循逻辑和理性。日本则是亚洲的俄罗斯，日本人处事时更依赖自己的情感和直觉。中日两国人民在民族意识上出现的根本差别使我产生了对他们的“生命语法”进行对比研究的想法。可以说，我写的《一束樱花》就是一本了解日本人心灵的指南。

去中国——不仅仅意味着到国外，还相当于转换到完全不同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未知符号和什么象征的国度。通常，一个民族的艺术和手工艺品被看作是了解这个民族灵魂的钥匙，但是，在中国，外国人通常会遭遇某种符号认知障碍，以及只有他们本国人才能理解的艺术形象体系。比如，中国人习惯用不同的花代表四级。对中国人来说，牡丹代表春天，荷花则象征着夏天，而菊花和李树又分别可以表示秋天和冬天，同时，这四种花还对应着不同的人生阶段。

在到北京的不久，我曾把这些讲给我们的外交官和他的夫人听，他的夫人是一位体态丰满的中年女士。当时，我们正坐在树下的街头小吃店里，树上则挂满了称赞面食味道的条幅。外交官的夫人跨我说：“弗谢沃洛德，我真是羡慕你，你懂这些汉字。我也很喜欢汉字，它们看上去和谐又充满美感。顺便说一下，可以请店主给我剪几个汉字做纪念么？这个。。。还有这个。。。”小吃店的主人多少有些惊讶外交官夫人的请求，但是还是满足了她的要求。这位夫人把纸条带走后，请裁缝用金线将字缝在自己的黑天鹅绒的裙子上。当她穿着这条裙子出现在中国的国庆典礼上时，周总理险些没有惊讶的跌倒。要知道，在这条裙子上她胸部大的位置：一边缝着“好吃”，一边缝着“便宜”。

我经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女儿和外孙女听，她们也喜欢穿那些印着各种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文字的T恤。老实说，在东京的时候，我也买过一件印着日语的美式风格的衣服，后来才知道，上面写着“性爱指导。第一堂课免费”。我曾穿着它在黑海的沙滩上散步，也没有人有什么反映。我宁愿相信，这和我的年龄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东方的语言。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赫鲁晓夫下台以及毛泽东逝世之后，苏中开始为恢复两国关系迈出谨慎的脚步。1984年，当时苏中友好协会主席、院士齐赫文斯基和身为副主席的我被邀请访华。在过去的25年从没到过中国的我们来到北京后，感觉像是到了另外一个星球。位于商店、剧院和火车站旁的自行车存放处成为我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印象。这些自行车存放处由北京的家庭主妇开办并管理，做这个生意甚至不需要启动资金。

我始终记得在北京一个工人俱乐部参加的一个活动的场景。我们讲完话后，大厅里响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音乐声，人们纷纷站起来，和着自己喜爱的旋律唱起这首歌来。人们的眼中饱含泪水，就像在演唱庄严的颂歌。大家由衷的高兴，中苏之间的分歧已经变成过去，现在，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公开的对兄弟般的邻国人民表达友好的感情。

五年后，命运使我再一次成为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会晤。这次会晤结束了苏中长达三十年的对峙。双方一致同意，两国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透视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