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摇滚商业演出:促成苏联解体的精神力量

201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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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透视俄罗斯》报道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外国游客和留学生没有将西蒙和加芬克尔(Simon&Garfunkel)以及“甲壳虫”的音乐带入中国,那么崔健也许不可能成为“中国摇滚教父”。然而,却没有类似的情况能够描述俄罗斯摇滚的发展。如果没有充满活力且极富冒险精神的地下经纪人,那么苏联就不可能有摇滚。
图片来源:俄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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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初,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出现了停滞和倒退,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莫里斯·多列士外语学院的学生们开始按照过去鲜为人知的商业计划举行音乐会。每张门票价格3-5卢布,而且门票本身是印有自制的鸟类和动物印章图案的明信片。没有日期、地址和门票价格,所有信息都是口口相传。

如今已很难说,谁在莫斯科组织了第一场地下摇滚音乐会,但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名字是尤里·艾森施皮斯(Yury Aizenshpis,1945-2005)。1970年,他被逮捕并因违反外汇交易规则而获刑18年。

尤里·艾森施皮斯。塔斯社

有悖于苏联法律而存在的私人企业以及一系列违法案件成为地下演出发展的基础。伪造证件、生产和销售非法门票、演唱未经审查的歌曲、非法集会以及在公共场所饮酒等情况层出不穷。对上述行为的处罚也是五花八门:从被大学开除到锒铛入狱。

与只关心利润的古董、圣像和外汇地下商贩以及牛仔服等其他稀缺商品制造商不同,摇滚经纪人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真正热爱音乐并十分精通。对于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来说,摇滚就像是某种宗教信仰。因此,也难怪那时的人会将披头士唱片封面上的约翰·列侬绘成圣像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体制很难遏制地下活动的原因。这里指的并非重刑犯或反苏分子,而是根植于不同精神价值观且向往西方的强大青年运动。摇滚乐手有很多,他们具备出色的自我组织能力。短短几年内,苏联已形成为摇滚乐队制作电吉他和扩音器的完整地下工业体系,成立了为乐队录制原创音乐的地下录音棚。在地下录音棚录制的磁带以闪电般的速度传遍整个苏联。随后,这一切被统称为“俄罗斯摇滚”。

到1970年年底,莫斯科已有数十位摇滚经纪人,他们拥有自己的门票销售和推广网络。当时的医学院女大学生,后来成为急诊医生的托尼娅·克雷洛娃(Tonya Krylova)曾是著名的经纪人之一。她曾在莫斯科和近郊组织过几十场地下音乐会。几乎所有70年代后半期流行过的地下乐队,如“时间机器”(Машина Времени)、“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闰夏天”(Високосное лето)、“阿拉克斯”(Аракс)、“红宝石的攻击”(Рубиновая атака)等,都曾在托尼娅组织的音乐会上进行表演。还是中学生时,我曾去过一场这样的音乐会。能容纳700人的大厅被大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与苏联官方乐团的古板音乐会相比,这里的气氛非同凡响。没有广告,没有警察,也没有上了年纪的检票员。托尼娅和自己团队的几个成员就站在门口。通过这道简易“哨卡”,观众就可以自由行事。想做什么都可以。即使这样,会场从未发生过打架斗殴或醉酒闹事的现象。一切都靠自己!

这类活动能够产生商业利润,规模约为3000-5000卢布。在那个时代,这已是一笔巨款。然而,风险也同时存在,组织者、音乐人甚至现场观众都有可能因此身陷囹圄。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此,所有活动举行后都不会保留任何文件、财务记录与合同。不能留下证据。如果当局对非法音乐会进行调查,所有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没有交过钱,我也不知道什么组织者。走进这个大厅纯属偶然,只是因为走在街上路过时听到有人在弹吉他。托尼娅·克雷罗娃?不知道,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人们能够团结起来(他们也正是如此表现),那么警察也毫无办法,只好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 

莫斯科的经验也传到其他城市。1980年,地下巡回演出开始启动。上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改革后,所有形式被大大简化。音乐会中不再有刑事方面的成分,也取消了对私人企业的限制。苏联摇滚乐开始越来越像西方靠拢。限制公民商业活动的极权制度终于在1991年土崩瓦解。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摇滚乐与地下经纪人促成了这一切的发生。www.tsrus.cn/29223 |

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 瓦西里·舒默夫(Vasily Shu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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