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之花依旧在中国静谧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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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苏联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蜜月时期”虽然曾构建出世界国家关系史中罕见的“兄弟友谊”，但如今的中俄关系却被两国领导人和国民视为有史以来“最正常”及“最佳”时期。同样地，俄罗斯文学与中国读者之间的关系或许也正处在自俄罗斯文学传入中国后的“最正常时期”。换句话说，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开始脱去过于厚重的意识形态外衣，返回了文学自身。

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从未停止，一直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近10余年里，中国每年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约100余种，其中大部分为19、20世纪俄罗斯文学名著的重译和再版，但俄罗斯当代作家的作品在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每年约有20余种中译本，每种新译本的印数约为5千至1万册。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

早在世纪之初的2003年，笔者就主编了一套七卷本的“俄语布克奖小说丛书”（漓江出版社），集中译介了10部俄语布克奖获奖作品，它们分别是：哈里托诺夫（Kharitonov）的《命运线》、马卡宁（Makanin）的《审讯桌》、奥库扎瓦（Okudzhava）的《被取消的演出》、弗拉基莫夫（Vladimov）的《将军和他的队伍》、谢尔盖耶夫（Sergeev）的《集邮册》、阿佐里斯基（Azolsky）的《兽笼》、莫洛佐夫（Morozov）的《他人的书信》、布托夫（Butov）的《自由》、希什金（Shishkin）的《攻克伊兹梅尔》以及乌利茨卡娅（Ulitskaya）的《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参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每年评选一部俄罗斯当年的最佳小说，先后翻译并出版了近10部俄罗斯最新小说，它们依次为：2002年出版的波里亚科夫（Polyakov）的《无望的逃离》、2003年出版的普罗哈诺夫（Prokhanov）的《黑炸药先生》、2004年出版的拉斯普京（Rasputin）的《伊万的女儿，伊万的母亲》、2006年出版的希什金的《爱神草》、2007年出版的普里列平（Prilepin）的《萨尼卡》、2009年出版的叶里扎罗夫（Yelizarov）的《图书管理员》、2011年出版的斯拉夫尼科娃（Slavnikova）的《脑残》和2012年出版的索罗金（Sorokin）的《暴风雪》。目前，2013年的获奖作品、圣彼得堡老作家格拉宁（Granin）的小说《我的中尉》正在翻译中。其中的几位获奖作家，如波里亚科夫、希什金、乌利茨卡娅和斯拉夫尼科娃等，还曾应邀专程来京受奖。

中国最权威的外国文学译文杂志《世界文学》，近十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专门介绍俄罗斯当代文学的专辑或版面，先后在该刊露面的当代俄罗斯作家就有马卡宁、佩列文（Pelevin）、乌利茨卡娅、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Tolstaya）、彼得罗舍夫斯卡娅（Petrushevskaya）、斯拉夫尼科娃等等。中国的其他外国文学刊物，如《译林》、《外国文艺》、《俄罗斯文艺》等，也经常刊出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出版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较多的中国出版单位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等等。

总之，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今日中国得到了足够的关注和译介，无论是俄罗斯当今文坛的老作家如拉斯普京、马卡宁等，还是文坛新人如普里列平、叶里扎罗夫等，甚至俄罗斯“处女作奖”的获奖者们，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如拉斯普京、格拉宁等人的小说，还是新潮的后现代文学如佩列文、索罗金等人的作品，无论是“国家奖”“布克奖”、“大书奖”等俄罗斯当今重要文学奖项的获奖作品，还是散见于俄罗斯各文学杂志或文学合集中的“小众”作品，都纷纷赢得了与中国文学读者见面、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译介，关注和喜爱俄罗斯文学的中国读者，追踪并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中国学者，心中有一幅清晰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全景图。| www.tsrus.cn/27745 |

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刘文飞, 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