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住宅：曾经的“共产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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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公寓是俄罗斯（以及之前的苏联）的特有现象。这种公寓出现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当时住房均变为公有，政府将新居民迁入富人公寓。上世纪20年代的混乱时期，人们纷纷迁往各大城市定居以便能有办法养活自己、存活下去。能在工厂或机关找到工作，就能在“筒子楼”中分得一个房间，非配标准则基本上是每名成年人10平米、儿童5平米（随着时间的推移标准也发生了变化）。昨日的农民一下子与革命前的知识分子成了邻居，厨师也开始与教授共用一间浴室。尽管这样的生活并容易，但却符合否认阶级差别的苏联官方意识形态。

集体生活中的“美好时光”

集体公寓入口处挂有多个贴着居民姓氏的门铃；过道里则挂着各家的电表，每户居民各付各的电费；没有公用衣架和衣柜，大家都把衣服挂在自己的房间里；房间的门都分布在过道里，每家门前都有单独的脚垫；自行车和滑雪板都放在过道里；墙上挂着公用电话（房间里单独安电话住户的非常罕见）；浴室里散放着各家的洗衣盆和肥皂，居民们都会紧盯这些物件以保证每家都用自己的肥皂；马桶座每家也同样都要用自己的。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关于集体公寓的笑话：一位女士在公用浴室洗澡时发现邻居正在偷窥，而她喊叫起来时回答：“我不是在看你，我是在看你在用谁的肥皂洗澡。”

正如文化学者伊利亚·乌杰辛（Ilya Utekhin）在《集体生活概况》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厕所里可以挂一些诸如“随身带走”、“不要往马桶里扔纸”或者简单的一句“不要拿别人的东西”等告示牌。这种告示牌似乎在办公室或食堂等公共场所更适合，但事实上集体公寓也属于这种公共场所。各户居民根据挂在过道的值日表轮流打扫公用空间，大家共同修理管线、水暖和其他公用设施。不参加公共事务就意味着将自己与其他居民置于对立状态，会很难在公寓中生活下去。

“邻居都知道昨天谁来过我的家”

各户居民最常碰面的地方是厨房——在做饭和或洗碗的时候，大家在这里开会解决共同问题并讨论个别破坏安宁生活或不良生活方式的居民的行为。摇滚歌手费奥多尔·奇斯佳科夫（Fedor Chistyakov）在歌曲《集体公寓》中唱到：“邻居都知道昨天谁来过我的家，他们甚至对前天谁来过也很感兴趣。”偷听、八卦和嫉妒一直伴随着集体公寓的生活，也造成了邻居间多年来的恩怨情仇。在这之中有时会有人采取可怕的手段，比如把铁丝塞进别人的肥皂里或者悄悄地往自己不喜欢的邻居煮的汤里撒洗衣粉。

但冲突毕竟比较少见，邻里之间一般还是能找到共同语言并互相帮助的，比如大家一起照料小孩子或老人，还会相互帮助找工作或在困难时借钱给邻居。关系好的还会帮忙腾出住的地方，比如如果邻居是一对年轻人，长期出差的丈夫回家时邻居就会把他们的孩子安排到自己家过夜，以便年轻夫妇晚上能单独在一起。

因此，集体公寓不仅养成了居民的社会责任感，也培养了相互扶持、帮助的好风尚。邻里之间长辈可以作为晚辈的老师。莫斯科集体公寓的老住户伊琳娜·卡格涅尔（Irina Kagner）回忆说：“革命前的高官都留在这样的房子里居住，并且还另外安排了许多人住在这里。大家就是这样生活的，既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工人们倾听并了解知识分子，向他们学习生活和品味。亲眼看到他们是如何生活的孩子们长大后不能说没有获得对文化的理解。”

无法彻底消除的“集体公寓”

苏联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建设能让许多人获得独立生活空间的住房。对许多人来说，能获得自己的单独住房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莫斯科人马琳娜回忆说：“奶奶和爷爷在斯列金卡街的集体公寓住了许多年，那里还有40来个人。终于获得独立住房时，爷爷坐到厨房的地上，靠着墙，久久地享受了一番这样的宁静。”真正从集体公寓迁出的高潮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商业人当时为了得到首都市中心的位置甚至宁愿给集体公寓中的住户每人提供一套单独住房。但仍然不是所有人都迁出了“筒子楼”。目前莫斯科集体公寓大概占总住房面积的2%。据莫斯科住房政策局介绍，2011年莫斯科约有9.1万套集体公寓，但确切数字则无从知晓。

与此同时，集体公寓仍很抢手，因为莫斯科并不是人人都能单独租得起住房（租金500美元起）的城市，集体公寓（价格250美元起）许多年轻人和外地人正好负担得起。此外，由于夫妻离婚导致的财产分割，集体公寓现象仍层出不穷。许多莫斯科人和圣彼得堡人还出租自己独立住房中的房间，靠房租生活，并因此创造出新一代“集体公寓”。俄罗斯的立法特点也是无法彻底消除集体公寓的原因之一。例如一个住在集体公寓的四口之家有获得一套两居室的权利，但由于集体公寓位于市中心，人们却往往愿意获得一套一居室住房并保留集体公寓的房间。这就意味着集体公寓还会存在不知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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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格奥尔基·马纳耶夫（Georgy Mana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