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4日在乌克兰启动的军事行动改变了德国及其对俄罗斯的政策。由于遵循跨大西洋共识原则,德国当局启动了加速瓦解与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和公民社会等方面关系的进程。取而代之的是德国政客确立了包括通过提供武器等方式支持基辅的优先方针。德国外交政策中的对乌政策成为德国决定改变其在欧洲地位所利用的杠杆,但却并不总是能意识到做出这些改变的代价。
2014年以来德国一直被视为支持乌克兰寻求加入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主要国家之一。2013-2014年之交,德国当局积极参与了乌克兰惨痛的权力更迭。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明斯克会谈中为整个西方的立场进行辩护,并且其所扮演的这一角色似乎很有说服力。
德国是对乌当局财政援助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2014-2021年德国在为乌克兰民用部门提供服务方面花费了18.3亿欧元。德国顾问在乌克兰工作,既从事经济工作,也代表强力部门,如联邦国防军和警察。学生交流和公民社会发展等项目也有所扩展。换句话说,2014-2022年间德国积极扩大了其在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与其他西方国家竞争,主要是与美国和东欧国家。不过,德国在欧盟的主导地位、两国相对较近的地理位置及使用“软实力”工具开展工作的丰富经验使柏林在乌克兰具有一定优势。
2021年12月上台执政的朔尔茨(Olaf Scholz)政府打算继续执行默克尔的对乌政策。特别军事行动的开始让德国政客感到意外。结果,此前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与杂乱无章的即兴决定混杂在一起,出路至今仍不明朗。做出冻结“北溪-2号”项目决定的速度之快表明,德国当局最迟在朔尔茨与拜登的华盛顿会谈后屈服于这一前景。这个德国政界和商界人士为之争取多年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项目仅几天内便戛然而止。
另一项蓄谋已久的措施是改变德国的国防政策。2月27日朔尔茨(Olaf Scholz)对联邦议院代表发表讲话时呼吁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发展联邦国防军,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他突破了德国内部政治讨论的争议话题,甩掉了德国战后和平主义的传统。出现了许多关于这一举措后果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德国是否真正准备好将武装部队用作其外交政策的工具。特别国防基金的支出结构决定了德国联邦国防军作为一支能在世界远程执行任务的军队的未来。
目前德国领导层正试图利用乌克兰事件扭转后两极时代形成的德国非军事化趋势。当前的特殊性在于无论德国国内还是其邻国,对武装起来的德国并不恐惧。相反,对德国防御潜力的需求空前迫切。乌克兰危机对柏林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此。德国和欧盟恐俄情绪的增长导致俄德关系的思想内容部分“转而流入”德乌关系。乌克兰作为从第聂伯河到太平洋的文化和历史现象多样性的代替国取代“被取消资格”的俄罗斯进入德国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目标设定的角度看,乌克兰危机是对德国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考验。局势的发展正在推动柏林走向无条件的跨大西洋团结。同时,由于制裁政策和能源价格上涨,这一走向伴随着巨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德国政府除节衣缩食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推荐给民众。连续输掉多场地区选举给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发出了信号,即在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间寻求适当平衡并非易事。
毫无疑问,德国会继续无条件支持乌克兰。与英国对战争拱火不同,德国对外交解决危机的态度相对温和表明其希望降低制裁对抗的成本并保留乌克兰残余的经济潜力,因为德国企业对乌克兰经济的投入甚巨。朔尔茨与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领导人共同访问基辅并未动摇基辅政客通过军事手段重新控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的意愿。加强跨大西洋团结的方针将压缩德国政客在乌克兰和东欧的回旋余地。即便柏林关于休战的呼吁被听取,明斯克协议令人遗憾的经历也会减弱其作为解决危机的调解人和保证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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