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几乎所有双边接触都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暂停,但如今已很清楚,无论第二次这种双边接触的激增,还是俄日关系中的显著突破,基本上都不可能了。了解安倍后俄日关系将如何发展,就要对其一些基本特征进行描述。从日本的角度看,与其邻国韩国和中国相比,这一点最方便。
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俄日关系相对平静,与起伏不定的日中和日韩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最后一次局势发展至日本召回驻俄大使的明显冲突发生在2010年。那出闹剧是由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访问南千岛群岛引起的。此后,两国关系趋于稳定,未再恶化。东京与北京的关系同一时期则从2012年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发展到2018年双方发表伙伴关系声明。一向冷淡的日韩关系近四年来则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第二个方面是领土争端。严格讲,日本与所有邻国都存在此类分歧,包括东京未与之建交的朝鲜和台湾。如果说日俄在南千岛群岛存在领土争端的话,则其与中国和台湾(中国台湾——编注)及朝鲜和韩国分别就尖阁列岛(钓鱼岛)和竹岛(独岛)存在争议。然而,俄日争端有着独一无二的特点。首先,俄罗斯是与日本就争议领土问题开展谈判的唯一日本邻国。其次,围绕南千岛群岛问题的情感背景或许无法被称之为完美,但也无法与中日领土争端和日韩领土争端中导致双方单边外交的公开敌对情绪相提并论。最后,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俄罗斯,领土争端才是与日本双边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尖阁列岛(钓鱼岛)和竹岛(独岛)争端则是相对次要的问题。
俄日关系的第三个特点是与日韩和日中关系相比规模不大,而且政治、经济均如此。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9年的数据,日俄贸易额约为215亿美元。相比之下,日韩贸易额为760亿美元,日中贸易额则为3040亿美元。俄罗斯并未跻身日本十大贸易伙伴国之列,排名甚至低于香港(中国香港——编注)。
这三个方面相互交织、强化,形成日俄关系相当简单且稳定的支撑结构。无论如何,主要稳定因素仍是领土争端,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方面,千岛群岛问题掩盖了一些更小的问题。日本试图解决领土争端的同时,尽量在对俄关系中不制造新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即使理论上有可能达到新的合作水平的领域(如南千岛群岛联合经济开发领域),即便对最雄心勃勃的项目,领土争端也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安倍2016年5月进行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初具体尝试,提出解决南千岛群岛问题“新途径”,并公布发展与俄罗斯经济合作的最初计划草案。到2019年底,俄日关系改善催生了200多个项目,其中大部分已在积极实施并且非常有利。然而,除少数几个能源项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和“北极液化天然气2号”项目)外,大多数规模都非常小。而且,最终也没有实现质的突破。两国规模本来就较小的贸易额2014年达到顶峰,日本对俄出口峰值还要追溯到遥远的2008年。日本对俄罗斯经济的投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日本对俄累积投资总额峰值早在八年前,即安倍的第二个首相任期之初,就已经过去。
两国政治关系情况也类似。一方面,双边接触变得更多,最高领导人27次私人会谈。这一纪录未来也不太可能会被打破。还出现了政府间协作的新渠道,如外长防长“2+2”会谈。另一方面,尽管日方做出了努力以及史无前例的让步,但解决领土争端方面仍未取得任何进展。即使菅义伟继续秉承前任加强对俄接触的方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过去七年未能做到的事现在就能做到,为什么他就能做到。悲观主义情绪不只是基于过去这些年的负面经验。对菅义伟内阁的信任度在其走马上任的前四个月中已跌至负值,这不仅使回旋余地严重缩小,而且也使其政治前途备受质疑。
还有另外个干扰因素,即美国比前一任政府更倾向于在政治上对俄罗斯施压的新政府上台执政。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对日本和俄罗斯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窗口,其孤立主义本能比拜登当前的政策给予美国的盟友更多的与第三国发展关系的自由。
通过近年来的经验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俄日关系,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关系,都不太可能实现突破。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人将不会重复安倍为实现这一突破所做的努力。二:这些关系具有发展潜力,这种发展在最低限度的有利条件下会自行发生。两国间签证制度简化就是个最简单的例子。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时期这一举措使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最受日本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俄罗斯市场是日本入境游统计中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如今只能希望负面经验不会掩盖积极因素,前日本首相为发展双边关系所做的贡献不会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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