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与全国民众的首次“直播连线”是2001年12月进行的。之后每年举行但时间改在了春季,此时气候温暖想提问的民众无需在寒风中站上几个小时。今年,普京在三个半小时里回答了80个问题,收到的问题(大部分是提前收到的)则达300多万个。也就是说,提问者给普京写信、打电话或发送视频时对得到答复并不抱很大期望,只是将其视为某种“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以此体现对最高领导人了解、倾听并解决所有问题的信任。
有人认为普京“与民众直播连线”的做法是从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及其每周电视节目“你好,总统!”那里学到的,但实际上这种领导人与民众交流的方式深深植根于俄罗斯的历史长河之中。
早期俄罗斯大公及后来的沙皇都与所谓“请求者”有交流。伊凡雷帝时期,随着集权化国家机器的形成,出现了一种意义更广泛的文书——禀帖。禀帖被递交到专门的“禀帖局”,即总统新闻处或总统办公厅司法管理处的某种雏形,内容不仅有申诉,还可以是呈文、诉讼申请,或是直接呈递给沙皇的其他文件。国家和法律被个人化,化身为一个人,即沙皇或者天子。
个人呈交禀帖一直保留到十八世纪,后来开始更多地使用“呈文”一词,再后来出现了“请愿书”,但其实质并未改变。也就是说,尽管国内有法律和法庭,但在其上以及所谓执法者及不正派的官老爷或腐败官员之上,还有最高法官和最高正义。如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实现公平或不信任其他方法,则可以向最高裁决者提出请求。
向执政者提出请求的做法在苏联时期得到发展,民间智慧创造出一种比与当局公开冲突(甚至不愿在法庭上,更不用说公开的街头抗议)更有效的方法,即请愿书。当局最大限度地支持这一做法,因为通过发送个人书信甚至集体信件,可以与执政者达成协议,或者就很多问题达成正面决定。也就是说,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个人请求涉及各种各样的事情(此类问题现在也可以在直播连线中听到,提问者在直播筹备期间将其发送给总统,然后总统办公厅会进行处理,提问者都会以某种方式得到答复),包括提供住房、帮助治病、释放被关押的亲人、制止领导人行为过分、维持某个具体地方的秩序等。人们不仅给斯大林、赫鲁晓夫或者勃列日涅夫写信,还给州党委、人民代表甚至报纸写信。写给报纸的信件很多情况下成为改变现状、收获正义、解决问题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当然,现在媒体的威信在下降,就像许多其他公共及政治机构一样。上升的只有总统的威信,无论作为政权机构还是个人都是这样。他也将继续弥补其他所有公共及国家机构工作效率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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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