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国际关系特点回顾
十九世纪在国际法意义上是从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开始的。那是君主制列强召开的一次马拉松谈判(参加者有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奥皇弗朗茨一世以及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如梅特涅、塔列朗、威灵顿公爵等),其目的是划定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版图。
十八世纪末,老欧洲的根基被动摇,法国革命严重冲击了欧洲政治。将保守政权吓得战战兢兢的革命烈火既催生了巴黎的地缘政治扩张,也导致了反法联盟的形成。十九世纪的政治持续了近百年,会议诞生的维也纳体系于1914年崩溃。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其殖民野心和大国沙文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好的老欧洲"时代就此结束,传统外交的黄金时期也随之终结。
冷战结束打乱国际政治力量平衡
人类历史在二十世纪充满了各种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帝国纷纷崩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和衰落以及民族矛盾引发的多次大屠杀等。冷战虽是全球性军事与意识形态对抗,但至少表面上还算平静。美苏的导弹和核弹对峙以及全面毁灭的危险让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世界政治外围的力量对决总体上也处在大国的控制之下。但这种控制最终未能经受住冷战结束的考验。在此背景下,"十九世纪的方式"看起来就像失去的乐园。从1815年到1910年,欧洲大国之间避免了大规模冲突。
但这既不意味着激烈角逐的结束,更不意味着军事冲突的绝迹(此间爆发过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俄土战争等)。但维也纳之后拼凑的"万国音乐会"的妙处在于,在发生任何大国对抗时,都有可能利用外交手段恢复平衡。每次危机之后,主要大国的关系都会被"明确",平衡条件得以修正。例如,克里米亚战争后的1856年巴黎和会、普法战争后的1871年伦敦会议,以及俄土战争后的1878年柏林会议都是如此。
西方竭力保持优势地位
"万国音乐会"最终因客观原因陷入衰落。欧洲政治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同义词。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和殖民主义的扩张使得游戏空间和筹码大大增加。大陆强国内部骚动的不断增强也使得维持平衡更加困难。在维也纳会议召开二百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年后我们才发现,现在缺少的正是十九世纪所具备的品质。
经历过上世纪前半叶的灾难和后半叶的冷和平后,世界开始了一个自由时期。自由是各种意义上的:处于美国世界观中心的意识形态观念的自由、相对于国际法和以往限制的自由。第二种自由一开始似乎只适用于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和西方。但后来人们逐渐明白,这种自由是普世的。随着行为准则及行为体面的逐渐模糊,国际舞台上凡是能力允许的国家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西方的经济和军事垄断在二十一世纪初看来远非十五年前那样强大。也就是说,华盛顿及其盟友已无法强迫他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世界需要新的国际规范
乌克兰危机是笼罩在国际舞台上的概念和法制混乱的具体表现,清晰且症状明显,表明现在需要的正是十九世纪的高度职业化外交。我们都从书本上知道这种外交,但几乎忘记了它在现实中是怎样的。要知道,冷战之后,对妥协和利益协调的需求似乎消失了,因为胜利者决定着局部冲突各方的责任大小以及为"恢复正义"需要哪些条件。然而,这种模式现在走到了尽头,即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实力和能力也无法保证做到这一点。
当今世界的弊端是能力、利益、相互认识等各方面的全面失衡。摒弃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狂热后,要基于清醒的权衡找到外交解决方案,并在与对手打交道时保持绅士风度,"十九世纪的方式"是大有裨益的。世界需要全球化的万国音乐会,即使使用了现代化的乐器,但演奏的还应当是古典乐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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