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员的噩梦：纽伦堡审判的翻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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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法庭庭长的英国法官杰弗里·劳伦斯打断了这一幕。他说：“俄罗斯翻译出了点问题。我宣布休会。”在纽伦堡对纳粹战犯进行国际审判之前，法庭不提供同声传译，只提供笔译和口译。因此，1945年11月20日到1946年10月1日这个持续了近一年的历史性进程，成为对译员的真正挑战，因为同声传译必须在听讲的同时进行翻译。1945年夏，波茨坦会议决定将德国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纽伦堡处在美国占领区，由美国人为法庭工作提供服务。据纽伦堡审判参与者回忆，这正是苏联代表团抵达时未配备翻译的原因。他们原以为美国人会提供俄语、德语、英语和法语四种语言的翻译。但他们想错了。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获令紧急搜寻翻译。人民委员部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语言专家，并在审判开始前将其送到了纽伦堡。苏联翻译人员受教育水平参差不齐。除有资格的翻译外，教师、经济学家和从小就学习多种语言的移民后代也参与了审判。

工作条件和心理压力

国际军事法庭会议大厅。 / Raymond D'Addario/U.S. Army

隔音工作间是同声传译的必备条件，因为外界噪音会影响译员工作。纽伦堡审判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设施。那里的同传译员工作间顶部开放，三面有玻璃，靠近被告席。这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为观察发言者的行为对翻译来说很重要。从侧面看，翻译间就像个玻璃鱼缸，因此也就被称为鱼缸。鱼缸由四个三人间组成。每位译员有自己的耳机，但每个工作间里只有一个麦克风，由译员互相传递。同传译员工作非常紧张，因为他们必须在听讲的同时，理解并准确翻译讲话者的言语，不漏掉任何细节。然而，对纳粹罪犯的审判，还为其增加了额外的心理压力，因为审判揭露了纳粹罪行的骇人细节。

同传工作的微妙之处

纽伦堡的司法宫 / 公共财产

苏联翻译有很多工作要做。德语翻译工作量最大，他们要为德国被告、德国律师及大部分也是德国人的证人提供翻译。英语翻译工作量也很大，他们要为英国和美国检察官及法官提供翻译，包括法庭庭长杰弗里·劳伦斯。大厅里法语的声音要少很多，翻译们通常坐在“鱼缸”里默默地等待法语发言。有时候，被告还会纠正翻译。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是纳粹党对外政策事务处负责人，精通俄语，曾经纠正过由俄语翻译到德语的德国女译员的翻译。他用纯正的俄语说：“不是有上帝形象的画像——Gottesbilder，而是圣像画——Ikonen，大妈！”女翻译被吓坏了，一位苏联翻译取代了她。

互相帮助

翻译塔季扬娜·鲁斯卡娅（中）。 / 公共财产

发言者的讲话可能会持续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因此这种语言的译员会尽可能专注地工作，另外两人可能会漫不经心地听着，只为不漏过他们的工作语言。阿尔卡季·波尔托拉克（Arkady Poltorak）是军事法庭苏联代表团秘书处负责人，他在回忆录中说：“这种情况下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翻译人员通常会读一些有意思的书，或者干脆休息。我们的小伙子们几乎总是一起听发言者讲话，并尽可能帮助正在翻译的同事。”

即使最有经验的同传译员翻译时也会落后于发言者，因此发言者在法庭上列出大量名字或数字时，苏联译员会将其都记录到纸上，让当班同事需要时看到。这种同事互助形式后来扩大到其他代表团。波尔托拉克说，这“虽然不起眼，但仍是我们道德上的胜利！”此外，苏联同传译员会在工作结束后帮助笔译同事，因为笔译工作量巨大，人手短缺。苏联代表团只有约40名翻译，美国代表团不少于640名。

本文由《Russia Beyond》编辑部即TV-Novosti自治非盈利机构项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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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琳娜·霍赫洛娃（Alina Khokhlo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