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廊、游廊、寄宿公寓：老上海的俄侨住房

扫一扫

“Linda Terrace”

前法租界中心街区建了一排排平行的三层小楼，汉语称为“里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侨民住在这些居民楼里，他们称之为“拱廊”或“游廊”。其中一个游廊当时叫“林大房子”（Linda Terrace，现在叫“人民房”），位于淮海中路833弄（833 Middle Huaihai Road），是由1922年随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首批白卫兵难民到上海的亚历山大·亚隆（Aleksandr Yaron）于1925年设计的。

作为一名专业建筑设计师，亚隆马上就找到了工作：恰逢当时上海西郊在进行大规模建设。“林大房子”住宅楼就是他接的首批订单之一。这栋楼的设计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带雕塑装饰、爱奥尼柱式和小前庭花园。三十二栋建筑按英式一排排地排列，每排5-6栋。这是最初的城市密集式建筑的典范之一，很快就开始在法租界盛行。

“林大房子”，1949年。摄影：Jack Birns

俄罗斯人在中国：上海兰心大戏院的俄式辉煌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俄罗斯侨民定居的中心从“林大房子”向四面蔓延，囊括了南昌路、复兴中路、长乐路、茂名路、陕西南路、襄阳路、延庆路。这些住宅街区朝外一面沿街有一排两层和三层的商业建筑，这些建筑中底层营业，摊主和工作人员则住在上边。

1930年从霞飞路一面紧邻“林大房子”建了一条商业街，入驻企业包括DDS餐厅、Bon Marche咖啡馆、爱地也耳日用百货商店、明星大药房、La Sirene、Georgette和Mme Betty三家女性工作室、干诺夫衬衫公司、谢尔盖·奥西波夫（Sergey Osipov）的珠宝店和European Shoe Store鞋店。

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都只有讲俄语的人在“林大房子”居住。在家工作的人则在门廊上挂块牌子，上边标明提供的服务项目。当时这里有招聘机构、图书馆、自行车馆、牙医、理发师、美容师、水管工和做糕点并提供外卖送餐的厨师。甚至还有算命馆。虽然这种服务在法租界是禁止的，但管理部门也无法责难用他们不懂的语言书写的标牌。

今日“林大房子”。摄影：Katya Knyazeva

最初几年“林大房子”23号楼有一所俄罗斯东正教团体为贫困儿童开的慈善学校。13号楼有座俄罗斯陆海军军人联盟开设的家庭军事教区教堂。建筑的入口变成了教堂门廊，门廊处有张小桌子，桌上卖蜡烛，小桌后边是楼梯，通往楼上。二楼原来住宅的客厅布置成教堂的样子，与其相邻的餐厅则变成了教堂的圣堂。自制的圣像壁由木板和一块块金色锦缎制成，蜡烛用蜡油粘在壁炉架上，这就是所有的陈设。

寄宿公寓

游廊中的公寓通常不会出售，而是由开发商出租。交高额押金的租户可以再单独转租公寓内的房间。英文称之为“boarding house”，俄文则称之为“寄宿公寓”。寄宿公寓中住的大部分是上海俄罗斯人。

寄宿公寓的主人往往是俄罗斯女人，她们通过提供有偿的舞蹈、女陪侍和女招待发了财。寄宿公寓中有厨房和餐厅，租户在这里一起用餐。一个房间的租金大约30-40银元，当时俄罗斯人在上海的平均工资约为120美元，在俄罗斯餐厅用餐人均消费约40-50美分，一条面包10-15美分，很厚的一本普希金的书3-4美元。

上海寄宿公寓中的厨房。图片来源：LSE Women's Library

爱凯地大饭店：上海俄乔的辉煌过去

上海俄罗斯侨民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寄宿公寓的回忆。房主好像都是“不友好和不愉快的”。俄罗斯报刊的杂评中出现了对房间里很冷、断水、餐食差和物业费高等诸多抱怨。不是租户，寄宿公寓的工作人员也深受房主吝啬之苦。据1927年一位客人描述，餐后把餐具从餐厅端到厨房的服务员要赶紧在走廊里把剩饭吃掉，因为厨房等着他们的严厉的女主人是不会让他们碰这些餐食的。

为了追求利润，一些房主将房间隔成一些半个窗户宽的“小铅笔盒”。这种“小铅笔盒”中床就是一块板，占满了整个房间的空间，所有东西都堆在床下。医生维克托·斯莫尔尼科夫（Viktor Smolnikov）在回忆录《上海医生笔记》中描述道，他来探望生病的秘书，看到她住在楼梯下边的储物室里。墙上挂着一幅画有绿草和繁花盛开的锦葵花园的画替代窗户。在这种条件以及营养不良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肺结核病例。

即便是有较高收入职业的侨民也经常要节省花销。斯莫尔尼科夫在自己职业之初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在偏远便宜的虹口区寄宿的。冬天为了不用花钱交采暖费，他工作的时候和妻子一起在炉边取暖。住房内堆满了一整套妻子作为嫁妆带来的橡木餐具，不过“我们吃的东西在卧室里站着吃就可以了”。在艰难的战争时期，斯莫尔尼科夫很毫不惋惜地用这一整套餐具换了几公斤腌猪油。

上海寄宿公寓的住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摄影：George Silk

大部分俄罗斯人是一大家人挤在一间房间里。室内装饰很简单，每家在天花板下的圣像角里都一定要挂圣像。多子女家庭不得不让孩子在箱子或折叠椅上睡觉。亚历山大·季托夫（Aleksandr Titov）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的寄宿中长大的，如今这里是环贸购物中心（iapm）。时隔50年后他再次回到上海后回忆道，当时他们住的寄宿公寓里没有浴室，所以全家人一个月去一次中国的公共浴池；他还回忆起妈妈给他直接用没去毛的猪皮煮麸皮粥。

俄中关系溯源：老上海的俄罗斯餐厅

有时节省开支是不愿意放弃特权的侨民的有意识的选择。奥尔加·伊利尹娜-拉伊尔（Olga Ilyina-Lail）在自己的回忆录《东方思路》中说，她和母亲两个人吃一份午餐，晚餐就在房间里喝茶，吃面包抹黄油。一家人不断迁往越来越便宜、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房子，就是为了挤出钱来支付法国健身馆游泳池的会员卡费，在那里女儿可以和良家的女孩子们交朋友。

有些寄宿公寓有“双面性”，报纸时不时报道揭秘一家又一家的地下妓院，这些妓院打着个人寄宿公寓、上门服务的按摩房和理发店的幌子经营。有时，劫匪在这里租房间藏匿赃物，租户被绳之以法的同时，房主也会成为犯罪的牺牲品。

上海俄罗斯人群体后来分散到世界各地，如今这些之前俄罗斯人居住的社区中住的都是中国人，但许多上年纪的上海人还记得曾和他们在一排排拱廊式的房子之间的小巷里玩耍的俄罗斯朋友们。

| www.tsrus.cn/666375 |  

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张霞（Katya Knyaze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