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特工、内部监狱阴森森的地下室、全面监听和大量告密……这些都是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的传说。最著名的契卡工作人员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在德累斯顿的工作经历至今令许多人不安:“普京八十年代末在东德到底干了什么?”不过,不仅情报侦察工作是保密的,苏联报纸对克格勃其他部门的工作也从未报道过。
克格勃退役少将瓦列里·马列瓦内(Valery Malevany)接受《透视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我在C局,也就是地下情报侦察局工作。我们使用的是假护照和假身份,这样的人非常多。”
这个局的结构至今不明。苏联特工可能是工程师、图书馆馆员或者经纪人。“公开”的情报员要简单一些,他们一般担任正式的外交职务,如使馆一秘向来都是克格勃工作人员。马列瓦内说:“1981年,我在安哥拉当了一年的战略石油基地管理局的部门主任,也就是说,根据合同我是文职人员。但我们还为发动颜色革命培养干部。”
曾在克格勃干了15年行动执行工作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夫(Aleksandr Mikhaylov)认为,克格勃与世界上其他特工机构毫无区别。只不过克格勃是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是“国中之国”。
苏联国内的人也格外提防克格勃工作人员,从事反意识形态破坏工作的著名的第五局就是党的影子。它有12个处,从事电话和室内监听,能凌驾于所有其他人之上。 冷战期间的苏联5大窃听事件
局里设有监听员,一般是女性,入职之前要对个人档案进行为期一年的检查。每个监听目标一般每天录音8-11小时,每小时录音有7名监听员进行。不过,监听所有通话也不现实,根本没有这种可能。主要对监听对象的国际通话进行监听。苏联安全机关历史学家、社会团体“纪念”的工作人员尼基塔·佩特罗夫(Nikita Petrov)说:“莫斯科奥运会之前还没有自动通话,必须提前预定,这样控制起来也简单。”
有人在大街上就能加入克格勃,但这终究是少数。佩特罗夫介绍说:“克格勃的大部分招募对象是受到黑材料举报的人,他们选择了合作。”
不过,从来没有人在克格勃的“地下室”中受过刑,就连所谓的“地下室”也是杜撰的。卢比扬卡广场那座建于革命前的著名大楼中的第七层确实有一个内部监狱。“人民公敌”则根据两条法律被(与惯犯和妓女一起)关在距离大城市101公里之外的地方。佩特罗夫说,每年根据刑法第70条(反苏宣传罪)被抓的有30到60人,根据第190条(诬蔑国家罪)被抓的约有100人。
不过,克格勃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担心苏联的国家工作人员。尤里·安德罗波夫(Yury Andropov)成为克格勃领导人后,克格勃每年的拨款多了两倍,并且被赋予其他机关没有的权力。甚至内务部机关也根据克格勃的条例受到监视,这当然令后者大为光火。双方之间开始争斗。克格勃收集政府人员和强力部门的档案,发现其与犯罪分子的联系。获得从建立内部军队到跟踪监视的一切权力、无所不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未能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中独善其身,在这次未遂政变中充当了叛乱者的“耳朵”。有人被逮捕,之后又被特赦。新成立的联邦安全局进驻了卢比扬卡广场的宽敞办公室。
原来的契卡工作人员去哪儿了?联邦安全局的位置不够,有人便在统治集团中找到了位子。杜马议员、州长或市长、检察官、副部长、国企领导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共同的克格勃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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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