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与特殊人物：苏联军官回忆远东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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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官眼中的日本投降

“美国人精心策划了这场签字仪式，以最大限度地羞辱战败的战犯”，科洛索夫回忆道，“他们为日本人设计了一个‘受辱时刻’，强迫‘太阳升起的国家’的部长和将军们立正站在绿布覆盖的谈判桌前，桌旁则坐着战胜国盟国的代表。甚至给日本代表的那份投降书也是装在一个丧葬用品颜色的文件夹中的”。

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在微微晃动的战列舰甲板上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前。他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帝国军部第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人签字后默默地低下头站到一边，轮到美国人签字。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温莱特将军、珀西瓦尔将军以及尼米兹海军上将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随后走到桌前签字的是代表中国的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他签上字后就默默地走开了。之后是英国及其殖民地代表签字，欧洲方面至此为止。

战后年轻的伊万·科洛索夫和安娜·科洛索娃。图片来源：Tatyana Kolosova档案

就这样，在签字仪式落下帷幕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轮到我国签字了。斯大林认为派朱可夫元帅参加签字仪式规格过高，因此根据他的指令，由苏军侦查部负责人库兹马·尼古拉耶维奇·杰列维扬科（Kuzma Nikolaevich Derevyanko）将军参加签字仪式。我突然看到，在这艘巨轮的甲板上数百名战胜国代表以及一小撮战败国代表虽然因签字仪式而略显疲态，但此刻他们又都重新立正站直。因为即使不考虑广岛，所有人都明白、清楚苏联在太平洋战场上对击溃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发挥的作用......”

“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发生的一切身处位于战舰左侧甲板上的苏联代表团队伍中间的科洛索夫中尉都看得清清楚楚，成为这位年轻军官辉煌的职业生涯中意义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三十年代的红军战士伊万·科洛索夫。图片来源：Tatyana Kolosova档案

偶遇特殊人物

伊万（科洛索夫）在自己的故乡顿巴斯中学毕业后志愿参加了红军。他成为远东大学高等军事翻译专业的学员的时，二战的熊熊烈火已在欧洲肆虐蔓延。他除了熟练掌握德语外，又开始学习英语、日语和汉语。这个年轻人在职业生涯的选择中从未动摇过：就想做军事侦察工作。于是，他大学毕业后便奔赴了前线。

“有几次特别的偶遇令我记忆犹新”，伊万·谢尔盖耶维奇（科洛索夫）对《俄罗斯报》记者回忆道，“1943年我在哈巴罗夫斯克郊外的一个特别行动大队中服役。邻近部队中有一个个子很矮但身体灵活的长官。他软软的头发，带着一副圆框墨镜，与当时众多的‘红色’中国人、朝鲜人、军官和士兵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战争结束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军官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劳动党——编注）总书记金日成”。

科洛索夫1945年还在远东见到了中国的末代皇帝。“1945年8月19日苏联飞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降落到中国东北城市沈阳的机场”，科洛索夫回忆道，“当时有一架带有日本标志的运输机正准备起飞。我国空降兵包围了这架飞机并命令其机组人员和乘客从飞机上出来走到跑道上。日本将军一个接一个地双手抱头从舷梯上走下来。在众多穿草绿色制服的军官当中我发现了一个身穿高档欧式西服、戴着一副角质框眼镜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走到苏联指挥官面前，并跟他说了一串日语”。

“‘科洛索夫中尉，翻译一下！’我接到命令。”

“这个人说他是亨利·溥仪，中国最后一位皇帝。他将自己交由苏联指挥部处置，并请求与日本军官隔离。”

皇帝被押上苏联战机送往哈巴罗夫斯克。后来，亨利·溥仪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作为控方证人起诉日本主要的军事战犯：“太阳升起的国家”的政府、陆军和海军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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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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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米特里·叶弗拉什科夫（Dmitry Evlashk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