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学者谈在中国工作：研究独立且财政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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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怎样来中国工作的？

——来中国前我在美国工作了20年，但进入2000年以后的十年间，由于一系列政治原因美国开始压缩科研经费，从事科学研究已不再那么容易。此外，由于家庭原因，我想离俄罗斯更近些。其实我考虑过要去欧洲，但那里已开始出现经济危机。这时，我认识的一些在美国的华裔教授开始回到中国。不是简单地回去，而是担任高职并能获得高薪。亚洲国家从未这样特别地吸引我，当时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您为什么选择了广州？

——我选择了广州，并特别选择了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所，因为我希望进入一个正在发展的，而不是一个已成型的地方。我还希望我的研究是有益的，这个研究所的目标是研制世界水平的药物。最初我只是想去一趟，看一看，不做什么决定。但我一下就喜欢上了这座城市，它的发展程度与美丽征服了我。除了城市之外，我喜欢研究所的大楼、实验室和我所遇到的人。一个月后我开始与中方讨论工作合同，对方暗示我说，有可能获得中央政府的单独支持，这实在让人难以拒绝。

——据我所知，您获得了一项资助。能讲一下是什么资助吗？

——它被称为“国家级专家”资助，属于“千人科技骨干人才计划”，为期三年。目前约有100名外国专家获得此项资助在中国工作。按照这一资助计划， 给我拨了100万美元科研经费。这项资助成了我留在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这样我能安心工作，不必再为财务问题分心。

——工作是如何安排的？

——从第一天起（所里）就为我配备了实验室和工作人员。我还有一个负责财务和谈判工作的助理。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完全独立，谁也不会对我说我应该做什么。工作人员都是毕业不久并且懂英语的中国年轻的实验员。不久前我获得了中国的教授职称，并且从明年起计划招收自己的研究生，其中也包括招收俄罗斯研究生。

——您现在具体研究什么？

——我是染色体生物学专家。最近5年在所谓“智能”药物研制领域实现了飞跃，其与前几代药物的不同之处在于，能击溃事先选定的目标，通常这是一个具体的细胞蛋白。一些制药公司为研制这些药物投入了很大的财力，但如何理解生物过程、药物通过生化途径将对这些生物过程有何影响等问题，仍未找到学术答案。我选择了自己感兴趣且有前景的研究方向，特别是癌症方面。允许进入临床这是我希望在中国得到的优势之一。这里比欧洲容易些，但中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需要认识人、有关系等等。

——您能谈谈中国的科学吗，有何特别之处？

——我认为，中国需要更多的专家。在这里住了一年半的时间，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在许多领域都缺少专家，现有外国专家并不能满足需求。此外，中国人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他们总是按照要求的底限做事，而不是做应该做的。也就是为了能“过关”，而不是去出色地完成工作。但进步还是有的，比如不久之前中国的科学还不为人知，现在它正在积极地发展。

——您是否与俄罗斯保持着专业联系？

——中国人正在非常积极地发展与俄罗斯的双边联系和项目。在此基础上，我正尝试着同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学术交流关系。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仍然把目标定在西方，但在远东地区我找到了很多愿意交流的人。况且那里拨了很多钱建立新的学术中心。我正在努力引起俄罗斯科学家的兴趣，让他们来中国学习、撰写著作，因为这里的技术工艺水平高，但有创造力的人员明显不足，中方对此也没设置任何障碍。

——您有回俄罗斯的打算吗？

——只要找到能去的地方，我随时都能回去。近3-4年来，俄罗斯也在进行医药工业改革，出现了许多跟西方大型医药公司的合资公司，一部分俄罗斯科学家能在这些企业里找到好位置。但在基础科学方面我暂时还没看到光明前景，不仅是俄罗斯，在我离开的美国也是这样。尽管潜力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俄罗斯的教育水平仍然很高。俄罗斯的大学里不乏聪明的大学生，他们有自己的具体目标，这很重要。新的一代将会使局面朝好的方向转变。

作者：阿尔乔姆·日丹诺夫（Artem Zhdan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