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莫斯科10月事件中外国记者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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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的1993年9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我依墙而坐在俄罗斯白宫走廊的地板上，静候命运的安排。走廊的两端被一群25至30岁身穿迷彩服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年轻士兵所围堵，临时设置的军事岗哨离我只有100步远。这群年轻人是亚历山大·巴卡肖夫（Alexander Barkashov）领导下的俄罗斯国家联盟的士兵。（极端民族主义准军事行动 - 《透视俄罗斯》）。

我是在大约凌晨2点被抓住的，当时我正要离开白宫去BBC分社提交有关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与时任总统叶利钦之间第四天对抗的报道。当时手机还很鲜见，最高苏维埃的电话线也已经被切断。为了交稿，每隔两到三个小时我就必须离开大楼，到最近的电话亭或是返回BBC记者站，尽快把采访反叛议会成员所得到的笔录发回伦敦。

前四天都平稳安全地度过了。但在25日晚，上百名俄罗斯国家联盟武装士兵出现在议会走廊，并开始强制执行新规定。“嘿，一名BBC记者，”一名士兵看着外交部发给我的证件说道。“我们必须枪毙他。你是个敌人，而且，是个危险的人物。”

不容我解释，他们就强行搜我的身，拿走了我的录音机和文件包，命令我靠墙坐下，还派了两名士兵看管我。我在应急灯昏暗的灯光下坐了约一个半小时。他们不但切断了大楼的电源，而且还切断了供水，从厕所里不时地传来浓重的粪臭味。

凌晨4点左右，一名士兵回来对我说，“鲁茨科伊（Rutskoi）让我们在早上放你回去，你运气不错，能多活一阵子了。”他把我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面有两名士兵在办公桌上睡觉，身边还散落着带有议会标志的文件。我丝毫没有睡意。他问我作为一个俄罗斯人，为什么要为敌人—英国人工作,还对我说“美国人和英国人是俄罗斯的大敌。多年来他们一直想要破坏俄罗斯传统的公社生活方式，因为他们惧怕俄罗斯伟大的东正教，他们想靠色情和放任让我们堕落。你看电视吗？他们的电视上全是色情内容。”

我吓坏了，并不想争辩，只表示我只是一个记者，不会问哲学性的问题。我的工作就是记述所看到的一切。类似我的遭遇也不断发生在其他记者身上：日本通讯社记者丹尼尔·加里彼洛维奇（ Danil Galperovich）也曾三次被俄罗斯国家联盟士兵逮捕。

当悲惨结局快要来临时，对记者的伤害也进一步升级：双方代表都没有把我们视为观察员，而是视为积极的参与者。甚至白宫外的许多普通围观者都开始仇视我们，还有对在他们街道所发生的事情厌倦透顶的附近小区居民。

当时，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暂时租用冲突地点附近的公寓，关注事件的发展。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ABC(美国广播公司)和CBC（加拿大广播公司）都在莫斯科几处高层公寓设置了临时记者站。这也是为什么事后会留下很多记录了当时莫斯科市政厅所在高层建筑遭到攻击以及白宫附近广场发生冲突的精彩现场照片的原因。

10月3日晚，主要活动转移到了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这里也是支持最高苏维埃的武装份子想要抢占的地方。袭击者中混杂了一百多名记者。特种部队立即从电视中心的屋顶开火。我记得当时看到两百米开外的路透社特约记者祖拉布·科大拉什维利（Zurab Kodalashvili）和法新社记者斯蒂芬·本图拉( Stephen Bentura)努力帮助倒下的法新社记者皮埃尔·塞雷利尔(Pierre Celerier )站起来。我想朝他们那边冲过去，可是挤不过人群。后来我了解到， 一颗子弹穿透了塞雷利尔的防弹衣击中了他的背部。死者中有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的特约记者罗里·佩克（ Rory Peck）和法国TF1电视台的摄像师伊万·斯科潘（Yvan Skopan）。佩克是个很外向的人，每个人都认识他。他带着相机采访过几乎前苏联所有的“热点”地区。

一个不眠之夜过后，由于听说黎明时将发起袭击，因此大部分记者返回到白宫。事实证明，在6点钟左右，一队坦克从库图佐夫大街方向驶来。炮击开始了。中午时分，在借助电话亭发了几十个报道之后，我感觉自己已经累得不行了。这时我突然想起有个美国朋友在新阿尔巴特大街的一幢高层建筑顶层租了一间一居室的公寓。我找到了住在这的“福布斯”记者保罗·赫列布尼科夫（Paul Khlebnikov），坐在了其靠窗的一把椅子上。我们坐在窗边，一言不发地看了几个小时，就像在剧场看戏一样。赫列布尼科夫不时会在笔记本上记下些什么，我每半小时会去厨房打电话继续报道。我们的窗户正对着白宫，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下午3点左右，新阿尔巴特大街上已经挤满了装甲车。屋顶上出现了一些端着步枪和机关枪的人。装甲车开始用机枪扫射屋顶。突然，我们听到从我们所在建筑的屋顶传来的反击炮声。我们跑出公寓进入走廊，立刻趴在地上。就在这时，一颗子弹飞过楼道窗口，在天花板弹了一下落在瓷砖地面上，瓷砖碎片扎进了我的额骨，血一下子涌了出来。这时隔壁公寓的门开了，邻居把我们让了进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七岁左右的孩子坐在走廊里，那里是整个公寓最安全的地方。我们蜷缩在走廊里，男孩看见了我的血喊道：“他们杀了这个人，妈妈，他们杀了他！”不知怎么的我不由自主地说道，“他们没有杀我，我只是喝醉摔了一跤。”男孩笑了笑。

赫列布尼科夫说：“这是苏维埃政权的结束。”这个俄罗斯移民的儿子，十二月党人布西钦（Pushchin）的后裔，几年后回到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版《福布斯》杂志的主编。后来被害于非苏联统治的“新”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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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透视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