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附加投资收益是成负数的。市场已经饱和,而当地的某些经济深受失衡之苦,例如,印度在这一指标方面应该已经创下了世界纪录。印度的平均寿命是相当低的,然而,在整体的统计数字之下却掩藏着一个事实:印度南方居民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更高,寿命也更长。而北方居民受教育程度低,贫困,寿命低。在政策不健全、政治体制至今仍依靠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vaharlal Nehru)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国度,要消除这种不平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亚洲未能利用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契机来实现变革和实施改革。在最大的几个国家,本地资本持续外流:没有人愿意把钱存在中国、印度、印尼或越南,但欧洲和美国的银行家仍对我们说,亚洲彩虹的尽头遍地黄金。亲眼目睹着成功的亚洲商人陆续离开祖国的我们又怎能相信这一点呢?
过度投资及卫生和教育系统滞后均表明亚洲经济的增长饱受投资缺乏的羁绊。欧洲银行通常将三分之一的美元资源投向亚洲放贷,然而当前由于自身问题他们正在将资本撤出。这就意味着那些赤字国家(印度、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不得不减少对国外投资的依赖,并且只能通过撤资和增加储蓄来做到这一点。这会导致经济增长下滑,但对亚洲和全世界都有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我们继续陷入这种全球化的恶性循环,不断依靠降低劳动力成本来竞争的话,那么全球的储蓄最终都将落户亚洲,而欧美则会变成仅有的消费市场并终将破产。亚洲需要经历十年的经济衰退,进行养老保险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如今亚洲国家已成为一个巨大的金库,现在是时候将金库中的积蓄付诸使用了——并非用来购买豪车和高档商品,而是用来为日益增长的人口创造美好的未来。
在亚洲政府处于支配地位,而私有制规模很小。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过度干涉不可避免的造成令人失望的结果。中国和印度要展示其崛起,就应当意识到,长期增长的潜力是依靠稳定的金融体系来保障的。一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和深入程度越低,其拥有足够资本和投资以养活本国居民的可能性就越小。如果亚洲国家“放手”微观经济,那么他们很快就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而眼下的中国正在为其宏观政策的失误付出代价。
2009年,中国推出全球史上最强的刺激经济计划。甚至最开明的政治家都在怀着羡慕嫉妒恨看着北京如何成功走出泥潭重新踏上增长之路。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2011年间中国一国就保障了全球经济32%的增长。问题在于,这些刺激措施均用于事实上只能完成某一项任务的经济之中。
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商业模式:一方面他们有着廉价的补助资本和劳动力,另一方面其经济高速增长,收入不断增加。居民所攒的钱和赚的钱只能或以负回报的方式存入银行,或投入投机性极高的房地产市场,或投入即便在最佳时期其调控和透明程度还不如奥委会的股市。
由于改革开放不足,亚洲的失衡更为加剧,如今不得不为自己的自负付出代价。同时,如果未来几年宏观经济调控能够逐步放松,而本着自身利益行事的个人和企业占主导的微观经济开始蓬勃发展,那么这对整个地区来说将是非常有益的一课。
目前亚洲面临着新旧体制交替的困境。中国于1979年踏上改革的漫漫长路,当时正值被欧洲视为眼中钉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当选英国首相。这是巧合吗?未必。如今这整整一代已经成为过去,需要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的仇外情绪与日俱增。这种情绪通常发生在比较困难的时期。金融危机和经济失衡挫伤了中国人对经济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信心。现阶段人们看到的中国是一个过度负债并迫切需要改革的令人费解的国家。
当下正值危机的第五个年头,距离世界上最近一次“变革要求”也已过去三十多年了,而今亚洲和欧洲均面临着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近期内等着我们的是国家经济调控政策的变革、封闭的金融市场、财政干预以及对经济增长和股市重新评估,因为欧洲、中国和美国现行的发展道路即将走到尽头。
进入这个新阶段的最初,市场会对新体制有所抵触,因为世界正在朝着与近20年来低利率和信贷高度集中的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但这些变革的价值终将得到肯定。一旦局势稳定下来,宏观经济让位微观经济,当新的秩序建立起来,旧的失衡被打破,我们有望迎来至少十年的盈利和股市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