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掠影：莫斯科有1-5万名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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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流落街头超过15年。他现年45岁，首次露宿街头时29岁。他此前住在莫斯科的父母在家中，有一份商店售货员的工作。但父母去世后，姐姐卖掉了房子并将他赶上了街头。“我把卖父母房子的事交给了姐姐，只得到了一小份儿。我跟她吵过，威胁要杀了她。后来又想，得了，随她去吧，这样我也能过。我当时还有点儿钱，就租了一间屋子，开始自己过自己的。”尤里回忆说。然而，父母的去世、与姐姐的争吵还有新的环境让他从此陷入消沉。之后是酗酒、债务、与朋友争吵……最后，连租房子的钱也没有了，他不得不第一次在楼梯间过夜，这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事。

现在尤里白天在教堂附近乞讨，晚上在库尔斯克火车站过夜。用他自己的话说，吃饭的钱倒也够用，每天平均有500到800卢布(大约100到160RMB)。主要的交流圈子是和他一样的无家可归者。他们经常一起买吃的喝的，一起找地方睡觉。尤里已习惯于街头生活。他说，自己回到正常生活恐怕是不可能了。“当然，街头生活并不好过，我们经常被人从火车站赶出来，只能在垃圾堆里睡觉。即便如此也得十分警惕，因为经常有非俄罗斯人来偷钱。但我每天都会去教堂祈祷，我觉得上帝会保护我的。反正我也没有地方可去，就让上帝去安排吧。”

斯韦特兰娜，一位约五十岁的女性，穿着一件破旧的涤纶棉服，脚上是一双旧运动鞋。她说，她是从乌克兰来莫斯科挣钱的，因为有人答应在这边给她提供工作：“我来自乌克兰的沃兹涅先斯克，以前在奶酪厂工作，但工资少得可怜，我想试着找份好点儿的工作。通过熟人介绍在莫斯科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说需要裁缝，而我正好很在行。我就想，干嘛不试试看呢，总比在老家饿死强。”可来到莫斯科后，斯韦特兰娜非但没能找到工作，还落入了一群吉卜赛人手里，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被迫在地铁里乞讨。斯韦特兰娜最终设法逃了出来，但已经不想再回家了。

“我在沃兹涅先斯克有个儿子，可他总是酗酒。丈夫已经过世了”，斯韦特兰娜解释自己的处境说，“那里根本挣不到钱。而在莫斯科，就算流落街头，我也总是能找到吃的穿的。在教堂门口站一天能要到500卢布(100RMB)，够买面包、牛奶和酒的。”斯韦特兰娜今晚过夜的地方是莫斯科的一个居民楼院子，那里有她和另外两个流落者。她跟本地所有乞丐的关系都很好，因为只有他们才真正理解她：“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会帮别人生存下去。”

斯韦特兰娜说，只要给钱，她愿意干任何工作。但问题是她没有护照，让吉普赛人拿走了。况且就算有，也是乌克兰护照。对她来说，回归正常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返回乌克兰，但她根本不考虑这一方案。斯韦特兰娜不喜欢猜想未来的事情。她只关注现在，但有时候也会想到即将到来的严寒：度过这个冬天是她的主要难题。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莫斯科共有1-5万名流浪者。遗憾的是，这一数字尚无减少的趋势。“城市经济研究所”基金会项目经理叶莲娜·科瓦连科（Elena Kovalenko）认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主要障碍是政府效率低下的社会政策和无家可归者自己的心理：“无家可归现象一般不是某个时间点上的突然转变，而是一个不断积累问题的渐进过程，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个人克服困难的能力。比如，没有暂住登记一个人能生活多年，根本不会想到无家可归的结局。但突然有一天，他可能因意外而丧失健康并因此丢掉工作，然后就是无钱付房租。

落入这一境地的人各种各样，让他们流浪的原因很多，但我们只是将其统统称为流浪汉。”这位专家说，“政府部门根本不做工作预防和防止无家可归现象的出现，帮助流浪者的社会工作则要克服很多困难，如官僚主义障碍、不同部门之间缺乏合作、专门机构的网络不够发达等。社会性机构的资源是为或多或少有社会适应能力的人设计的，但许多刚刚流落街头的人并不知道这些机构的存在或对其有成见。”

莫斯科居民瓦莲京娜·苏尔科娃（Valentina Surkova）认为，帮助这些人是可以的，关键是愿意去做。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退休金都用于帮助无家可归者。她会去火车站为流浪者派发邀请信，请他们到自己家里吃免费餐。“如果一个人在流落街头的头四天能得到帮助，是能重返正常生活的”，这位退休妇女说，“我专门去火车站寻找这样的人，他们在那些流浪很久的人当中很容易识别，眼神特别迷茫。然后我会帮他们重新办理身份文件，购买去亲戚家的车票。喀山火车站的无家可归者都叫我瓦莲京娜妈妈。”苏尔科娃说，从简单的食物到用过的办公设备，人们总会有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可以与他人分享的。| www.tsrus.cn/28961 |

本文为《透视俄罗斯》专稿

作者：罗曼·索洛维约夫（Roman Solovy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