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罗的海堡垒世界：区域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

扫一扫

5月20日，莫斯科“瓦尔代”俱乐部举办题为“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政治升级风险”的讨论会，与会者讨论了当前危机现象的发展逻辑及域内外主要参与者的应对方式。这场内容丰富的讨论令人印象深刻，我想在此记录一个想法：当前决定波罗的海地区动态的关键进程，是在曾作为该地区鲜明特征的有效互动和沟通机制消失背景下，域内正形成多个“国家安全堡垒”。

思考当前世界政治危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体现时，我们认为区域国际关系体系是域内国家特定互动的集合，其基础是区域地理属性和军事政治属性。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加剧的冲突态势，是全球治理危机的投射，危机并非起源于该地区，也不可能仅在该地区结束。必须指出，苏联解体及新独立国家出现后，波罗的海地区成为务实政治家和研究学者共同关注的热门对象。这首先源于当时普遍存在的趋势——本地区空间和政治边界内有独特互动方式的区域国际关系体系，在世界政治中的主体性增加。 

从地区合作到利益竞争

波罗的海受到高度关注，还因为该地区冷战后实际上被重新设计为合作空间。1990年代，这里国际合作网络积极发展，部分网络传递全球议程，另一部分网络则建立自己的地区互动模式。21世纪初，波罗的海周边国家似乎已就经济、生态和政治领域的长期目标达成共识。从市政项目到国家间协议，合作在不同层面展开。即便是“加里宁格勒难题”——即加里宁格勒州在波兰和立陶宛加入北约和欧盟后的未来问题，当时也被认为可以通过兼顾相互利益解决。大规模经贸和基础设施项目、人员流动性和旅游业的增长，都支持视波罗的海为“共识地区”的看法。因此，21世纪头十年，政治家和研究者经常对其长期发展做出乐观预测。 

俄罗斯被排除在外

视波罗的海为“联系之海”的理念，逐渐被欧洲-大西洋扩张逻辑取代。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加入欧盟及北约后，该地区开始被视为欧盟和北约的影响力空间。在此模式下，欧盟委员会试图扮演地区政治经济进程主要监管者角色，北约则试图扮演地区安全领域关键参与者。同时，俄罗斯越来越被视为外部行为体，而不是地区合作参与者。2006年提出的《欧盟波罗的海地区战略》巩固了这一思维。

随着俄罗斯与欧盟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矛盾不断积累和激化，吸引俄罗斯伙伴参与波罗的海地区市政、地区及国家层面项目的可能越来越小。2014年“克里米亚之春”及随后俄欧信任危机显现后，俄罗斯参与者被逐步排除出金融合作机制，其在欧盟计划和地区项目（“北部维度”、赫尔辛基委员会、VASAB机制等）中的继续存在仅出于惯性，直至2022年互动完全停止。因此，共同建立的地区利益协调机构和多层次沟通渠道，本应在危机时期起到缓冲作用，却被证明无效且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甚至乌克兰大规模军事政治冲突爆发后，此前中立的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俄罗斯立即在北约和欧盟的战略规划文件中被宣布为对现有世界秩序的威胁。类似性质修改（尽管形式各异）还被纳入波罗的海地区各国安全政策战略和外交政策规划文件，促使各国政府开展系统性行动，增强假设对俄冲突情境下的自主行动能力。 

升级风险与新沟通渠道

于是，波罗的海地区开始形成“国家堡垒”体系。俄罗斯加强加里宁格勒州和圣彼得堡城市集群防御，欧盟和北约国家则加强其沿海地区防御。域内国家开始扩大军事采购，建设防空和反导系统，改造港口、桥梁、铁路和公路等两用基础设施。同时，各国更新立法，发展危机管理并推动民众做好应对可能紧急情况的准备。此时此刻，波罗的海再次吸引政治家和研究者的目光。该地已成为俄罗斯与欧盟/北约国家间一条紧绷的直接接触线。双方言论越来越有对抗性，都认为自己的“堡垒”脆弱并决心以升级（定期军演即为决心展示）回应对方可能的敌对行动。

波罗的海地区出现一种独特局面：各堡垒都有高度独立的危机应对能力——包括对“阈值以下”威胁的应对，北约堡垒与俄罗斯堡垒沟通受阻，信任缺失，敌意增加。显然，这种形势下，既要关注双方的有意行动，也要警惕意外事件触发已绷至极限的冲突弹簧的风险。波罗的海“堡垒群岛”如今是不稳定源头，局部危机和意外事件引发升级风险日益加剧。业已形成的波罗的海“堡垒世界”应是各堡垒间的“和平世界”，意味着必须重建区域互动与沟通模式。这种情景似乎能让所有决策中心满意，包括域外决策中心。

本文有删减。需浏览俄文原文稿件，请登陆《瓦尔代国际论坛俱乐部》网站   

| www.tsrus.cn/686853| 

伊戈尔·茹科夫斯基（Igor Zhukovsky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