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这些问题能把嗓子喊哑,但这些争论已经越来越要交给历史学家了。当前更迫切的问题是《中导条约》之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是否还有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恢复对军备的控制?
显然,未来几年内任何涉及战略武器的新协议都将很难达成。首先,俄美两国关系总的政治背景决定不会有任何有实质性谈判。两国领导人已整整半年无法就下次会晤日期达成一致,还谈什么战略武器协议呢?此外,美国国内持续的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使与对俄谈判成为白宫与其众多反对者激烈对抗的主题。最后,目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没有强有力的反战运动,也没有能使各国领导人视为军控为其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的表述清楚的社会诉求。
因此,俄罗斯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死区”,届时成功恢复对战略武器完全控制的尝试机会微乎其微。目前的局势将持续多久很难预测,可能会一直持续到特朗普总统本届任期结束、到俄罗斯新的政治周期开始之前、到新版1962年加勒比危机等等。但另一件事同样显而易见,核武器问题不会自行解决,没有俄美之间的有效互动,问题只会变得更加严重。冲突的风险将会扩大,军备竞赛的经济成本将会增加,批评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响亮。这就意味着有关方面迟早要回到谈判桌上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前的任务就是让不可避免的暂停尽可能短,随后的回归尽可能简单易行。解决这些任务至少需要四个相互关联的战略。
第一,即使俄美双方形式上对《中导条约》和《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责任,也不妨碍两国事实上遵守这些协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判断,目前两国正在实施的核武器改进计划不会超出现有协议的框架呢?关于保持核现状的非正式协议或者至少是相互谅解,将有助于避免许多严重问题和大量额外费用。或许球在俄罗斯这边,因为无论技术还是地缘政治上俄方都比美方更容易利用美国放弃《中导条约》这一事实。
第二,俄美两国任何就未来战略稳定原则问题进行的磋商都是特别有益的。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任何突破都是天真的。但继续对话的事实无疑将具有积极的心理意义。此外,存在这种对话、保持共同的战略文化以及积累新的思想将有助于转入接下来的具体谈判,届时其政治条件会最终成熟。
第三,俄美两国在战略武器方面相互合作的强制停顿可以用来逐步将其他核大国加入到对话中来。当然,这一任务并不简单,需要相当的耐心和细致,但无论如何都要解决。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是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良机,因为美放弃《反导条约》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涉及所有“核俱乐部”成员国。
第四,在这种情况下,俄美两国会特别关注将于2020年举行的下一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筹备工作。放弃《中导条约》,尤其是放弃《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为全球核不扩散体制带来重大风险,那样下一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了。这无论如何都不符合俄罗斯和美国的利益,维持该体制的共同利益可能会对俄美两国的有限合作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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