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苏联民众新潮流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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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骨唱片

通常，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跳“有风格”舞蹈的人，穿着也很另类。一套完整的阿飞族行头包括当时流行的绉纹针织上衣，配以丝绸条纹衬衫及印有棕榈树猴子或美女酒杯的领带。发型是头发在额前高高梳起的飞机头。爵士乐是这一风格不可或缺的元素。1958年6月24日，在古比雪夫（现萨马拉——编注）举行的艺术工作者会议上，作曲家费雷的发言明显流露出对当代音乐现状的担忧。他说：“我们对俱乐部、电影院及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的音乐监管力度仍然不足。疗养院和休养所播放的低俗唱片简直是一种折磨。还有多少破坏公共安宁的违规者未被追究？他们把电唱机放到自己公寓的窗台上，声音响彻整条街。” 

揍扁阿飞！

苏联普通民众对阿飞的态度各不相同，但多为负面。1957年4月，利沃夫一群年轻人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说：“对‘阿飞’一词的不理解和错误解读，以及不完全正确的与‘阿飞族作风’的斗争，导致非常可悲和消极的后果。这被流氓利用，他们才是真正该被称为“阿飞族”的人。他们欺凌衣着与众不同的人，这种‘斗争’导致流氓肆意妄为的最恶劣现象。”

“一个周日的晚上，一行四人（两男两女）散步后回家，途中一名陌生男子试图给他们拍照。可能是其中一位姑娘的运动装吸引了他：她穿着裤子（苏联以及俄罗斯女性传统服装是裙子不是裤子——编注）和运动夹克。该男子的怪异举动引来一些好奇的人，周围很快聚集了一群人。人群聚集被流氓分子利用，他们开始大喊：“阿飞，阿飞！有人在拍阿飞！揍扁阿飞！'"

索契一名16岁学生给《少年时代》杂志写信说：“我鄙视阿飞，因为他们大多是些空虚轻浮的人……自负虚荣的人，由于缺乏其他突出自己的方式，比如深邃的思想、坚定的目标、开朗的性格等，便通过穿着凸显自己。”著名演员叶夫根尼·斯捷布洛夫回忆上世纪50年初，他的同学们欺负一个女孩说：“放学后，我们全班人在街上等她，她一出现，就把她紧紧围住。突然有人带头喊：‘阿飞！’‘阿飞！’人群马上跟着起哄。我一开始在人群里没明白怎么回事，但突然有人扯下她的贝雷帽，像抛球一样扔来扔去，她徒劳地想抓住它，最后终于忍不住跑开了。她跑到单元门口才哭出来……这时我们犹豫了一下，动了恻隐之心，把被踩脏的新贝雷帽还给她，只是警告她别再穿外国货。”

因穿衣风格引发冲突最多的，或许与所谓“志愿纠察队突击检查”有关。当然，志愿纠察队的目标不仅是阿飞，他们警惕地搜寻着“破坏公共秩序的人”。实际上，“秩序”的定义如同其“破坏者”一样，是极其模糊多变的：志愿队员自己决定谁是“阿飞”，谁是“流氓”。流氓行为是法律禁止的，会受到严厉惩罚，甚至可能坐牢。“阿飞作风”刑法典并无规定，更多被视为“日常生活中的反社会表现”。 

 “十二月党人”

上世纪60年代初，部分苏联青年远隔大洋开始吸收美国文化。他们穿着时髦，在私人公寓聚会，播放最流行的音乐。先是美国爵士乐唱片，后来是摇滚乐唱片、磁带录音，或者通过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或BBC的音乐节目。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西方时尚早已突破苏联精英阶层的界限，普及到更广泛的民众群体中，苏联主流媒体仍将对西方文化与生活方式感兴趣的青年群体描绘成“异己、敌对的精英群体”。“阿飞”的形象逐渐与“纨绔子弟”及大学生群体绑定。

真正从西方传入的舞蹈是摇滚乐。1957年国际青年联欢节为此创造了条件。科兹洛夫（Aleksey Kozlov）回忆说：“那场联欢节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苏联人对时尚、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的看法。之前，尽管斯大林时代已成为过去，整个国家仍惯性地生活在某种麻木和恐惧中。苏联社会对一切新事物，尤其是西方事物的排斥，并不仅仅是苏联宣传的结果。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即便没有任何宣传，俄罗斯大众对异己事物也天生不容忍，且不愿深入了解：万一喜欢上了怎么办？”

尽管如此，阿飞还是改变了时尚。在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谈到时尚。他说：“现在整个西方都穿比我们更短、更瘦的裤子。难道我们就非得穿宽裤子吗？”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瘦腿裤和短裙子可以节省布料。渐渐地，到上世纪60年代初，整个苏联纺织工业都开始采用新标准。穿着时髦不再被视为资产阶级作风或不体面的标志。但由于惯性，阿飞仍继续受到压迫，不受当局待见的任何人都可能被贴上这个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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